社会学论文：农地流转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吗

摘要：农地流转作为中央政策中频频提及的热门词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土地流转可以有效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但忽视了这背后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危机。笔者从粮食安全的概念出发，从粮食产量、粮食供给的稳定性和粮食分配三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社会学分析，认为农地流转并不必然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相反可能威胁到粮食安全，希望对人们认识农地流转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地流转 粮食安全 粮食产量 粮食供给稳定性 粮食分配　　

一、绪论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的热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等纷纷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探讨保障粮食安全的策略（龙方，2002），目前达成的初步共识是，保障粮食安全，最根本的是增强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粮食生产能力是由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两个要素决定的，由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生态退耕的开展和城市化的推进，粮食播种面积的持续增加难度很大，因此增加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单产^[1]。一般而言，提高单产有两种方式，一是依靠良种、良法和良田的投入，主要推动力量是农业科技的进步^[2]；二是依靠制度变革，激发粮食生产的潜力，主要方法就是改革农村土地经营制度^[3]。　　

一些经济学者认为，由于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的周期长，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需要付出比较大的成本，因此推动农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农户对新技术的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机械化设备和农田水利设施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因此可以增加种粮收益，使种粮成为一个真正种粮的产业，吸引农民种粮的积极性^[4]。笔者认为，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认识粮食安全是不全面的，应该跳出“就粮食谈粮食”的圈子，必须认识到粮食问题的特殊性，从粮食生产与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社会角色之间的相互影响来探讨粮食安全问题，让粮食安全问题“回归常识”。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粮食安全的概念。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受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这一概念包含三个要素，一是粮食产量增长，即粮食的有效供给；二是粮食供给的稳定性，即粮食的有效保障；三是粮食的合理分配，即粮食的有效需求。只有同时满足了上述三点，才能说实现了粮食安全。下面就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做一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经济学家们大力主张的农地流转是否真正能够保障粮食安全。　　

二、农地流转能否增加粮食产量？　　

    按照推动力量的不同，可以将农地流转分为两类：农户间自发的小规模流转和外部力量推动的大规模流转。由于前者只是农户之间农地的暂时性流转，且一般流转规模较小，并无外部生产要素的投入，所以原有的粮食种植格局一般不会被打破，因此短期内这一部分流转基本不会导致粮食产量的变化。而后者却存在严重的“非粮化”倾向，原本种植粮食的土地被用来种植果蔬、饲养畜禽、发展观光农业和旅游农业，粮食种植面积迅速减少。外部力量推动的大规模流转主要包括龙头企业带动型、专业合作社型以及大户规模化集中型。无论哪种形式，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力的投入，因此就必然会导致农业生产活动的变化以达到新的收支均衡。一方面，经营者必须面对数量庞大的小农，并要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需要支付很高的谈判成本和地租成本；同时，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要求经营者支付比较高的管理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粗放种植带来的单位产量的损失，因此就会面临沉重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粮食生产并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益^[5]，因此规模化粮食经营未必会带来产量的增加；同时，由于粮食价格偏低，国家的种粮补贴又归土地经营权所有者即农民所有，经营者种粮的收益一般会低于其付出的成本。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土地资源要素必然会流向效益高的产业，也就导致了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趋势。　　

这一趋势对粮食生产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增加粮食产量主要依靠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和单产的提高。在单产短时间内不可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粮食播种面积就成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决定因素。截止2009年9月下旬，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到了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1%，而张路雄的研究表明，目前农地对集体外经营主体的流转约占到了农地流转总量的三分之一。若农地流转后非粮经营的比例过高，就会有相当多得耕地变为非粮用途，再加上非农建设用地、生态退耕、灾害损地等，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就会大大下降，从而导致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二是可能影响粮食生产能力。若农地流转后改为经营设施农业，会改变原有土地生产条件，一旦流转期满或发生变故经营者退出，很难在已从事设施农业的耕地上恢复粮食种植。若转为建设用地，则恢复粮食种植的难度更大。因此，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粮食产量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地流转能否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　　

    农地流转后，会在农村形成一系列有实力的经营主体，如经营大户、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等，其中以农户为主体。其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处于稳定农村和农业的需要，一直限制资本下乡，企业大规模到农村圈地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农民合作组织目前发育还很不成熟，尚未建立起稳定的运营机制和经营制度，因此短期内很难发展起来。而一部分乡村精英出于某种原因（如家中有病人和老人需要照顾）不会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而是流转一部分土地，形成数十亩的经营规模，一家人辛勤耕作，可以实现比较高的产量和比较低的成本，进而获得与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大致相等的收入^[6]。这样的农户经营着全村的大部分土地，不会面临上述的大规模土地经营者的问题，因而会成为土地流转后主要的经营主体。　　

但是，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这些农民一般会选择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继而会更加依赖技术、机械、品种等，其经营行为也会更多地受到市场波动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叶敬忠、安苗，2009）。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农资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小农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粮食收益大幅减少，粮食产量就会迅速下降。如此，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就难以保证。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问题，而在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整了粮食生产支持网络。事实上，美国规模化农业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建立了高效的粮食生产与流通体系（王晟、符大海，2004），政府常常利用市场机制对粮食生产进行调控，拿出大额资金来消解市场波动对粮农带来的影响，从而保证了美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粮食生产扶持体制的情况下，适度规模小农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从而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四、农地流转能否保证粮食的合理分配？　　

粮食的合理分配意味着人人有机会获得足够的粮食，即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人获得粮食的手段主要有生产、就业、交换和转移四种，其中就业指通过工作获取粮食报酬，交换包括买粮和借粮，转移则包括国家和其他组织的救济以及他人的赠与等（陈新建、陶建平，2008）。只要个人能够通过上述四种手段中的任何一种获得粮食，其个人粮食安全就基本得到了保障。但如果四种方式都受阻，个人生存就会出现危机，如果有一个群体出现这样的危机，社会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动荡。　　

目前大部分农村家庭的经营现状是，年轻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父辈和妇女在家务农，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获得务工和务农两份收入，因而生活水平较纯务农户会高一些，低于纯务工户，但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但如果将农地流转，就必然会有一部分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继而带来整个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个人社会角色的变化。一方面，在农户自发的流转中，转出农户一般会把暂时土地交由他人经营，通过保有土地来应对城市工作的风险；还会有少部分人为谋得在城市打拼的资本而把土地完全转包给他人，这就会存在比较大的风险。李建斌对湖北京山县的调查表明，土地流转背景下，大量因卖地而失地的农民无法被城市吸纳，很容易产生一个新的“贫农”阶层，威胁社会稳定^[7]。另一方面，外部力量推动的大规模流转通过入股、租赁等形式将土地集中起来，经营者与农户签订合同，土地流转的期限一般比较长。由于农业规模经营要求土地集中连片，在农村土地高度破碎化的现实下，很容易发生违背农民意愿的强制流转^[8]。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后，如果无法找到足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就会陷入困境，而回乡后却无田可种，只有少量的土地租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无法获得社会保障，这些农户就会陷入“无地、无业、无保”的三重困境，继而威胁其生存。因此，两种类型的流转都存在农民失地继而丧失粮食安全的风险，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结语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人们大都对农地流转的过程和后果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仔细分析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就会发现，农地流转并不必然会增加粮食产量，也不必然能稳定粮食供给，还可能产生失地农民问题，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国家在制定农地流转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常识”背后的隐忧，加大对农地流转的管理，同时兼顾好农民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农村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龙方.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7　　

[2]柯炳生.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若干看法与政策建议[J].中国地产市场,2004(4):65　　

[3]卢布,陈印军,吴凯,袁璋,许越先.我国中长期粮食单产潜力的分析预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5(2):1　　

[4]刘青青.焦作市农地流转用途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5]杨健苏.推广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6]林善浪.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率评价[J].当代经济研究,2000(2):37　　

[7]侯胜鹏.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土地流转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6　　

[8]张路雄：耕地流转的情况及需要讨论的问题[EB/OL].http://www.snzg.cn　　

[9]王德福,桂华.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分析——基于皖南林村的考察[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5　　

[10]叶敬忠,安苗.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社会学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9(6):12　　

[11]王晟,符大海.美国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实践与启示[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2):84　　

[12]陈新建,陶建平.农户粮食安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8(6):60　　

[13]李建斌.又见”贫农”——对湖北省京山县岭村土地流转的一项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25　　

[14]朱海琴.松江区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保障探讨[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1] 柯炳生.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若干看法与政策建议[J].中国地产市场,2004(4):65　　

[2] 卢布,陈印军,吴凯,袁璋,农地 社会学 流转 有利于 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