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

摘 要： 《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都有关于刘邦的记载。对于这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开国君主，《史记》和《汉书》在其形象塑造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书对刘邦的称谓，对史料的处理方式，以及对项羽的态度的不同进行比较，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关键词： 《史记·高祖本纪》 《汉书·高帝纪》 汉高祖刘邦 形象塑造 批判精神

《史记》和《汉书》位居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常被喻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双子星”。可是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论著作不多，但研究《史记》者大都要涉及这一问题，所以散论、笔记，以及涉及的论说不可胜计。这其中以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以及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为发轫名作。而今人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徐朔方《史汉论稿》，以及韩国学者朴宰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等几部论著最有代表性。然而，个人的史学评判标准不一，这也就使得历史上后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在众多的评述中，有扬《史记》而贬《汉书》者，如宋代的裴骃，晋代的张辅，宋代的程颐；与此同时亦不乏抑马扬班者的存在，如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知几。

在当代随着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史记》和《汉书》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从两书中相同人物刻画的角度，从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甚至从司马迁和班固的人品对比等诸多方面对《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而我认为，《史记》和《汉书》虽然各有千秋，可是从批判精神的角度而言，《史记》比《汉书》更胜一筹。下文以两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塑造加以论证。

无论是对《史记》还是对《汉书》而言，汉高祖刘邦都是一个不能够绕过，且极难下笔的人物。两汉的臣子如何刻画汉朝的开朝君主，这本身就是史学家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难题，而刘邦却偏偏又是一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人物，其臧否抑扬的分寸更是难以拿捏。所以本文通过两本书中对于刘邦的形象塑造，对《史记》与《汉书》中的刘邦正面侧面的形象进行对比，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一、两书中对刘邦的称谓不同。

在班固的《汉书·高帝纪》中，凡有提到刘邦的地方都称“高祖”，无论是在刘邦称帝前还是称帝后都是一样的，显得非常地统一而且恭敬有礼。司马迁的《史记》则不然。虽然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称刘邦为“高祖”的，可是在记载刘邦自起义以至立沛公之前的事情时都是称刘邦为“刘季”。事实上，季是刘邦的排行，而不是字。司马迁作为西汉太史令，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史料，自然不可能弄错刘邦的名字，以至于用刘邦的排行来取代其名。也就是他明明知道刘邦的字，却以刘邦在家中的排名“季”来称呼刘邦，仅从这一点看，不仅仅有别于班固的毕恭毕敬，而且流露出了司马迁对于刘邦未发迹之前的行为并不十分肯定，而这一情感态度在《史记》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多有流露。

二、《史记》一书选取了大量不利于刘邦形象塑造的史实。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颂扬了刘邦不少的功绩，比如写到刘邦的顺应人心：“（汉军）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虏，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①进入咸阳后，刘邦还下了这样的政策：“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悉除秦法。”②从中可以发现，司马迁并不吝惜笔墨去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贤，善于收纳人心。可是，司马迁并没有使《高祖本纪》完全沦为刘邦的赞歌。相反的，他也直接刻画了一些揭露刘邦缺点的历史事实。如写刘邦发迹之前：“高祖……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妪、武负（妇）赊酒……”而刘邦喜好美色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也有涉及，借项羽之口说出了刘邦好女色这样的事实。刘邦出生在沛县，县令家来了贵客大摆酒席，官绅都去庆贺，刘邦这个小亭长也去凑热闹，送了个大大的礼金封贴，帖面写着“贺万钱”，但其实里面是没有钱的。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想要尽早结束战争，于是和刘邦阵前对话，威胁刘邦：“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谁知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既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③虽然说成大事者必须有所牺牲，可是司马迁在描述此事的时候并不吝啬自己的笔墨，反而把刘邦在项羽面前对父亲无所谓的态度与口吻刻画得惟妙惟肖。我认为，史学家在撰史时掌握许多的材料，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令一职，更能掌握到一手材料。可是对材料的选取和加工往往在于个人的选择。司马迁在刻画刘邦形象时把这些不利于刘邦形象树立的史料选取进《史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直言不讳与不唯上的态度。

除去这一类直接把刘邦作为主要人物来刻画的篇目，司马迁在其他的篇目中也多提到刘邦。在这一系列的篇目中司马迁也始终保持一种唯实的态度，对于刘邦的不当行为予以间接的表现，处处显现出《史记》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如在《史记·楚元王世家》中有这样的表述：“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厌其嫂。”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将秦朝短命的原因归结于秦始皇未行分封，所以分封了大批的诸侯王，可是刘邦嫂子的儿子、刘邦的亲侄子却迟迟未受到分封。后来刘邦终于将其封侯，却给了他一个“羹颉候”的封号。

由这段材料不难看出刘邦的心胸确实有些狭隘，即便当了皇帝，仍是有仇必报之人，这多少有失君王仁义忠厚的形象。而在《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则写到了刘邦称帝之后对于开国功臣的猜忌。萧何跟着刘邦出生入死，最后还是面临着刘邦的猜疑与不信任，以至于后来不得不“自媚于民”，可是即便如此委曲求全，最后还是难逃囚于廷尉的命运。刘邦的做法多少是不大光彩的，有一些行为甚至被后世称为流氓行径，但是司马迁却敢于将其载入《史记》。他本着“究古今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的心愿，敢于直面事实，敢于对汉朝的开国君主的不当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而班固写《汉书》，很多都借用了《史记》，有的甚至是完全没有改造过的照搬，而在少数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却处处显示出“为尊者讳”的特点，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相比，确实略逊一筹。

三、班固为维护刘邦形象，在《史记》基础上有意删改，掩饰史实。

西晋傅玄曾经批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这样说虽然有些偏激，却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时“为尊者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刘邦形象的塑造上显得尤为明显，由此更可以看出其批判精神大大不如《史记》。

（一）有意增删史料，维护高祖形象。

在《史记》、《汉书》的对照中可以发现，《史记》与《汉书》记载相同人物的有49篇，而在这么多的人物刻画中，有许多描写是完全相同的，有的段落甚至是一字未差。而在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往往是班固“为尊者讳”而做出的有意的改动。在《汉书·高帝纪》中可以看到对于一些不利于高祖形象的事情班固往往轻描淡写而过。例如鸿门宴一事，比较熟悉汉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刘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若不是项伯救之，或许早丧命于项庄之手。我认为此事件是刘项争霸白热化的象征。《史记·高祖本纪》曾记载：范增对项羽说，如果今日让刘邦活着回去，他日项羽军中人必为之俘。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司马迁用了1500字来描绘，可以说刻画得十分精彩。然而到了班固的《汉书》中却被删减成了大约500字，去掉了近三分之二，只留下对事件的一个大致刻画。这不能不说是无意的。此外在这段史实的刻画上，班固对于有损刘邦形象的地方，如“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都删去，而把彭城之战、陈平问楚、彭越韩信会兵垓下等楚汉相争的重大事件，从《史记·项羽本纪》里面抽出，写进了《汉书·高帝纪》中。这样一来，班固增删史料的意图就显得非常明显，就是维护刘邦的形象。而对于那些反映在楚汉相争中，刘邦处于劣势、项羽独掌乾坤的相关史实，班固则有意地进行压缩，增加了能够突出刘邦英雄形象的史料，如安排了刘邦世系和斩蛇的神话，还引用了他的父亲班彪在《王命论》中称颂的刘邦“其兴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使。”⑤的句子，来树立统治者的光辉形象。而《史记》中许多不利于高祖形象塑造的段落都被删去。如《史记》中有“项羽和宋义北救赵”的一段倒叙文，也被班固删去。就连《史记》中简单的一句：“沛公病，还之沛。”班固也将“病”字删去，可见其处处小心谨慎，为尊者讳的行文特点，其批判精神也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

（二）打压竞争对手，树立高祖形象。

在写刘邦时，还有一个不可绕过的人物，那就是项羽。《史记》和《汉书》对待项羽的态度明显不同，《史记》有《项羽本纪》，可汉书却作《陈胜项籍列传》，将项羽和陈胜放在一起列为一传，可见对其地位的不重视。司马迁作《项羽本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由秦亡到汉朝建立，中间共有5年时间，这5年时间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攻势、控制局势的是项羽，所以司马迁实事求是，将其列入本纪。但是班固却将其列为列传，而且和陈胜同传，有明显贬低的意味。当然，班固这样处理对其自身而言有两个好处，首先，将项羽列入列传自然就抬高了高祖刘邦的地位。其次，这样处理还可以避免出现把刘邦这个开国君主放于他人之后的情况。这样的处理方式和对项羽的态度可以反映出班固为朝廷服务的心态。班固更多接受的是一种传统的观念，自己认为司马迁“是非颇异于圣人”。⑥可见班固的是非观是与圣人保持一致的，也就是一种正统的封建史学观，从这一方面讲，其针砭时政的批判力度是远不及《史记》的。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结果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社会背景，撰史的性质和目的，家族的影响，以及个人价值观和史学观点不同。班固的《汉书》是官修史书，自然处处都有所忌讳，无法像司马迁一样就事论事，批判求实。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汉书》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鸿篇巨制，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界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

注释：

①②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

④司马迁.报任安书.

⑤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99.

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99.

［3］赖汉屏.史记评赏［M］.三民出版社，2006.

［4］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5］赖汉屏.史记评赏.三民出版社，2006：40.

［6］冯家鸿.论司马迁班固之孰优［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0，（4）：26.

［7］张光全.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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