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史上的杨世骥

摘 要：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杨世骥虽不以文学史家名世，却堪称一位有着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做出过多方面历史性开拓的优秀史家。他对撰著中国近代文学史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视野涉及近代散文、骈文、诗、词、曲、小说、翻译等领域，不仅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近代文学地图，而且通过新鲜、可靠、充实的材料提出并解决了诸多文学史上颇有价值的问题，彰显出近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及文学史意义。遗憾的是，杨世骥在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史的突出贡献，至今尚未为学界所认知。

关键词：杨世骥；《文苑谈往》；近代文学；学术史

当20世纪进入谢幕倒计时之际，学界纷纷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史，并在21世纪初年陆续推出了一批重量级研究成果。其中，涉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有两部代表性著作：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和郭延礼著《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前者关注的是“文学史”著述，故而对未曾编撰过文学史著作的杨世骥只字未提；后者尽管没有忽略杨世骥的《文苑谈往》，但因其“不是系统的近代文学研究著作”而将他定位为“业余研究者”{1}。“业余研究者”而非文学史家，大概可以代表20世纪学术史上及当前学界对杨世骥的基本定位。然而，在笔者看来，杨世骥不仅堪称术业有专攻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有着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和体贴入微的艺术领悟力的优秀史家。

杨世骥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是屈指可数的近代文学史料收藏大家，而且以明晰的文学史眼光和学术史意识，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作出了多方面的学术开拓。他对撰著近代文学史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研究领域涉及到近代诗、词学、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且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地图，彰显出近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和文学史意义。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杨世骥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方面的突出贡献尚未为学界所认知，以《文苑谈往》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的学术史价值尚处于被遮蔽状态。

一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上，杨世骥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对近代文学情有独钟、立志探研且学风异常严谨的学者。他在1930年代一直想写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但由于主观上过于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后抗战的全面爆发等客观原因的制约，这部论著未能问世。{2}他所留下来的，仅有《新中华》“文苑谈往”栏目和《说文月刊》杂志刊载的近五十篇探讨近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的论文；其中的四十篇于1945年被中华书局编入《新中华丛书》，名之曰《文苑谈往》（第一集）。

杨世骥有着宏通的文学史眼光和自觉的学术史意义，且是近代文学史料收藏大家，发为文章，往往既有新材料，又有新观点，这就使得《文苑谈往》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非一部普通的论文集。该著提出了许多极富创见的文学史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学术开拓。比如，该著首次对以“诗界潮音集”为代表的晚清“新诗”运动的创作实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估，并提出了对“诗界革命”历史地位的重估问题；最早指出了湖南新政实行期间樊锥的文章与梁启超政论文的渊源关系，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与宣传活动开近代“时务的文章”之先河的问题；较早关注近代戏曲创作所走过的三四十年历程中的发展转变脉络与特征，首次从近代文学史视野对晚清以降从传统的杂剧、传奇到话剧演进的“戏曲的更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认真的总结；率先指出了以周桂笙、徐念慈为代表的近代翻译文学（尤其是以白话直译小说）先驱的突出贡献及其文学史定位问题；明确提出了以王闿运的诗文弟子为代表的近代旧派诗文的评价标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重新定位的问题；等等。上述问题，均是近代文学史上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可谓眼光独到，发前人所未发。仅从这本文集来看，杨世骥的视野涉及到近代诗词、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领域，隐隐体现出著者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构想。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杨世骥对近代文学可谓全史在胸，1941年问世的《晚清文学史话》，为世人勾画出一幅相当完整的近代中国文学版图。他根据掌握的材料，将近代文学划分为散文、骈文、诗、词、曲、小说、翻译七个部门。散文收王闿运、廖平、宋育仁、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萧穆、贺涛、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章炳麟、邓实、田北湖、刘光汉、黄侃、康有为、杨深秀、谭嗣同、樊锥、梁启超、吴贯因诸人；骈文收李慈铭、王式通、李祥、孙雄、屠寄、黄逢元、皮锡瑞诸人；诗收邓辅纶、邓绎、高心夔、曾广钧、易顺鼎、何承道、程颂万、饶智元、陈锐、樊憎祥、黄兆枚、沈曾植、陈三立、袁昶、陈曾寿、胡朝樑、曹用晦、王浩、范当世、俞明震、张之洞、张佩纶、柯劭忞、张祖继、王懿荣、李葆恂、李刚己、郑孝胥、陈诗、郑沅、郑孝柽、吴观礼、李宣龚、黄绍基、宝廷、盛昱、陈书、陈衍、林旭、叶大庄、何振岱、江瀚、夏敬观、杨增荦、华焯、胡思敬、沈瑜庆、黄读山、苏玄瑛、李息、丘逢甲、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吴樵诸人；词收王鹏运、端木採、许玉琢、郑文焯、沈世良、刘炳照、冯煦、冯涛、文廷式、胡越、况周颐、朱祖谋、张尔田、夏孙桐、刘毓盤诸人；曲收姚华、王国维、吴梅、刘富樑、王季烈、童斐、任讷诸人；小说收李宝嘉、吴沃尧、王浚卿、葛啸侬、彭俞、曾朴、李涵秋诸人；翻译收严复、王韬、辜鸿铭、林纾、王昌寿、陈家麟、曾宗鞏、王庆骥、王庆通、魏易、周桂笙、方庆周、罗季方、徐念慈、伍光建诸人。{1}这是他为尚未完稿的《晚清文人志》列出的作家阵容，不啻为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地图，其视野之开阔，材料之丰富，迄今鲜有超越者。

杨世骥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有着很强的使命感，欲以实际行动矫正彼时学界普遍存在的轻视近代文学之风。在《晚清文学史话》中，杨世骥劈头就说：“近三十年来从事中国文学史一类著作的人甚多，然关于近代文学几巨人的叙述每略而不详。论文仅及王（闿运）章（炳麟）吴（汝纶）梁（启超），论诗仅及范（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郑（孝胥），论小说仅及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的一二部作品，较凭主观的甚至将晚清的文学予以一笔抹杀，这岂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态度么？”{2}有鉴于此，他对近代文学研究极为薄弱的现状深表忧虑，呼吁有共同志趣者“认真地担任起这个重大的而没有人做过的工作”③。

杨世骥治近代文学目标高远、态度严谨、学术史意识强、问题意识鲜明，且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和历史评判，既不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学界领袖，又不盲从旧学界权威。在他看来，新学界推崇备至乃至奉为圭臬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剪裁失当”，旧学根底深厚的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断过迂”，遂两面开弓痛下针砭，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著者对晚清繁复的文学流派“略凭主观，加以去取”，其论断自然“流于偏激”，“结果成为贫乏不满人意的著作”。{1}20世纪末，陈平原曾公允地指出：“从一个文学革命倡导者转为文学史家，胡适的优点是有成见，缺点则是太有成见。”{2}而七十年前杨世骥批评胡适对历史“略凭主观，加以去取”、论断“流于偏激”等，指出的正是其“太有成见”的一面。他质疑批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近代诗的评价标准，声言要“涤除二十年前胡适式的那种盲目的肤浅的见解”③，明确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评价尺度。他肯定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述文的一部分，材料最充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严重缺陷——“见解太偏颇，新旧的观念过深，论断略无可取”；“而其述诗，述词，述曲诸部分，则材料空乏极了”。{4}前人不足之处，正是他思考和探研近代文学的起点。

杨世骥对晚清文学的历史地位有着很高的评价：“晚清文学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一方面是旧文学的一个光荣的结束，一方面又是新文学的一个绚烂的开始，其地位是不容任何偏见或曲解所淹没的。”{5}这一观点亦可用来概括其对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整体评价，因为他心目中的“近代中国文学”主体部分就是晚清文学。自然，这一观点有对胡适、陈子展等前辈学者承继的成分，但其态度已非胡适式的鲜明的新文学家立场，亦非钱基博式的明显回护旧派文学的立场，而是相对客观公允的史家立场。近年来的主流学界，正在修正和调整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近代史观和近代文学观，近代文学学科定位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向着杨氏六十年前为这段文学史定下的总基调靠拢。在近代文学学科地位明显偏低的当下，业界有识之士这一研究思路和整体定位的调整，在其深层动机里面，或许不无希望借此来恢复和确立这一弱势学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之用意。

二

1943-1945年，杨世骥在复刊的《新中华》开辟“文苑谈往”专栏，推出一批材料新颖、见解新鲜、文笔优美、可读性很强的研究性文章，范围涉及近代文学思潮与流派、作家与作品、文体与语体、期刊与栏目等。其中，较为宏观的思潮与流派层面的研究成果有《诗界潮音集》、《戏曲的更新》、《小说的理论与批评的萌芽》等长文，分别关涉20世纪初年的诗界革命思潮与运动、近代戏曲的衰变和新变轨迹、小说界革命前后的新小说理论建树等领域与问题。系列文章《吴之英》、《记张登寿》、《黄读山》、《曾彦的〈桐凤集〉》等，分开看是从文学史视野发掘出几位在近代诗坛应该占一席之地却被遗忘的一批旧派诗人；合起来看，则由点及面地勾勒出由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王闿运之诗文弟子组成的一个出色的作家群体，对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亦深入到了诗歌流派层面。

杨世骥在近代诗潮、诗派、诗人和诗作的材料搜求和探研方面用力颇勤，对旧派诗人和新派诗人不存偏见，持论较为公允。他充分肯定谭嗣同、夏曾佑发起的“新诗”运动的探索与解放精神，将1902-1904年间《新民丛报》所开辟的诗歌专栏“诗界潮音集”视为“新诗”运动之发展乃至高潮，对其创作实绩予以高度评价——“在诗的形式上固然谈不到有所创造，然就内容而言，实使当日诗坛发放出新的曙光”，“在诗的新的坦途未能开辟以前，在并世诗人们追踪于汉魏唐宋，其进焉者惟知以毕生之力与古人搏斗，欲求一日之雄的当日，我们已经有了那末胆大杰出的篇什，也真可称为时代的潮音了”。{6}他充分肯定诗界革命的进步意义，具体而微地分析了梁启超、康有为、蒋观云、狄葆贤、麦孟华、蜕庵、默士、出云馆主人、黄宗仰、高天梅、蒲生天汉、醒狮、剑啸声、美权、晋昌、贺春、金楚青、馀不生、勾吴氏、婴弇、西谿生、樱田孝东等几十位“诗界潮音集”栏目诗人“新诗”之时代闪光点，最后总结道：“其长处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时代——那个动乱的时代；发抒他们的情感——在那个时代的激越的情感，凡前人诗中向来忌用的辞句，他们都明目张胆的采用了，凡前人诗中不敢问津的新事新理，他们都明目张胆的容纳了，惟因运用的高下，其间遂不免生硬粗糙，然而这是任何体式最初未能或免的现象。”{1}

对近代古典诗人，杨世骥也不存偏见，不以今律古、厚今薄古。他致力于消除由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著对旧派诗人之妄评而肇端的印在世人头脑中的对近代诗（人）根深蒂固的不良印象，对“近代诗”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今日论诗我们应涤除二十年前胡适式的那种盲目的肤浅的见解，我们应大胆的承认‘摹仿’为任何诗人必经的一段过程，近代诗的特色，就是能分途地从多方面去接受遗产，或古歌谣，或汉魏，或六朝，或中晚唐，或宋，或追踪于一人，或遗貌取神于某人的一部分的作品，因此蔚为大观，而各家皆有各家之所长。不待矫揉创造，已自有其独赋的生命和血肉。”{2}鉴于此，他评吴之英《关山月》，用诗人之诗论考量其诗作，结论是“和他所持的论调完全吻合”，并充分肯定其内容和情感的时代性与超越性——“在今日烽火漫天，兵戈匝地的时代读了，尤为使人气短！”③品黄读山《江北水灾》，谓其“有事实，有理想”，赞誉诗人对时代的敏感以及那颗宗教徒般虔诚的悲悯、博爱之心。{4}论曾彦及其《桐凤集》，对这位“风骨端伟”、“器宇不凡”的女诗人充满钦敬，誉其为“成就最高”的“近代中国女诗人”，言其诗“置于一代作者之林中，也毫无逊色”，谓其《桐凤集》中抒情诗造诣深厚，赞其深得魏晋诗之况味，“贵能以辞掩意，而尤长于曲达难言之情”，令人“不能不受到它深深的感动”。{5}杨世骥由点到面，勾勒出由一代诗坛领袖王闿运之诗弟子中的佼佼者——吴之英、黄读山、齐璜、张登寿、杨庄、曾彦等——组成的一个出色的诗人群体，并由此揭开蒙在近代旧派诗人脸上的面纱之一角，还原出其纷纭繁复的多面性，进而颠覆世人观念中对近代诗（人）持有的先入为主的“胡适式”的偏见。

1945年初，在《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一、二期“文苑谈往”栏目连载的长文《小说的理论与批评的萌芽》，是迄今所见近现代文学学术史上首次对晚清小说理论与批评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的有分量的研究论文。杨氏鉴于中国小说历史悠久而自觉的小说理论和批评文字却独不多见的历史情状，认为只有到了清末十余年间，方才称得上有“严肃的小说理论和批评的萌芽”，因而对其理论建树与批评现状予以系统梳理与辨析，对其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关于理论建树，杨氏认为“初期小说理论最大的使命自然首先要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因而对1897年首开其端的天津国闻报社连载十余日、洋洋万余言的《本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颇为看重，对“倡导小说最力的一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及其在《新小说》杂志推出的“小说丛话”栏目更是推崇有加，言其理论鼓吹“极能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尤易引起读者研究小说的兴趣”、“极能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对探研小说体制、法程、技巧等方面问题的文字加以辨析和肯定。{6}关于清末小说批评，他从“小说的史的整理”和“古今小说各别的批评”两个方面加以梳理，对陆亮成所撰《月月小说发刊词》、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和《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黄人《小说小话》等文献，以及关于清末《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镜花缘》批评文字逐一评析，从小说批评史视野对其作出臧否与定位，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由于文章发表时《文苑谈往》第一集已经结集出版，后人编选的各种近代文学研究史料集亦未收录过该文，因而其开拓性贡献和学术史意义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

长达两万余言的《戏曲的更新》一文，是学术史上首次对近代古典戏曲形式传奇杂剧的衰落及新的戏曲形式话剧的萌芽与长育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与辨析，对近代戏曲的更新演变过程作出了明晰的历史描述的有史料、有见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后世史家进一步探研近代戏曲流变轨迹奠下一块基石，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这是杨世骥在占有了大量原始史料基础上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该文把近代戏曲更新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道咸以后）衰落期的杂剧传奇→（光宣之际）解放期的杂剧传奇→（1902年以后）新戏→（1910年以后）改良新戏→（五四时期）话剧，将近代戏曲变革之内因外因、复杂形态、曲折历程、畸果正果等种种历史情状置于汹涌的时代大潮之下来关照，具体而微地探讨了清末杂剧传奇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如何被迫发生很大的蜕化，又怎样渐次摆脱了曲的成分，最终使我们的戏剧和欧美的戏剧合流为一。{1}杨氏尤为重视近代戏曲变革过程中的“新变”因素，为其探源析流，予以高度评价。在对近代戏曲求新求变之大势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他并未抹杀此期古典戏曲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及付出的努力。他将李慈铭、吴梅定位为“旧的戏曲的最后代表”，言吴梅是“杂剧、传奇这一体例的结束人物，也是最后一位谨守着曲律的作家”{2}，态度中正，评价客观，不仅没有贬抑之意，反而有一种因传统戏曲艺术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内外交困、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与哀伤，此之谓“了解之同情”。

对近代文学史上那些长期被埋没的先驱者和开拓者的着意打捞与推介，是“文苑谈往”栏目一大鲜明特色，显示出杨世骥对原始史料的高度重视和文学史、学术史意识的自觉。《樊锥与苏舆》打捞出一位被淹没在历史深处的湖南新政时期思想革命和文体革新的先驱者——樊锥，鞭辟入里地揭示出先驱者的“狂人”性格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高度评价其“开梁启超戊戌以后政论之先河”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该文对作为樊锥的死对头的守旧派代表人物苏舆，并未因其政见不同和思想落伍而废其人其文；他对王先谦的这两位门生均表敬意，对作为王氏传人的苏舆的文学成就亦给予肯定。③《英美三教士》最早将胡适称为“实务的文章”之源头追溯到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和宣传活动，对其品行和功绩予以肯定和表彰。《记周桂笙》和《徐念慈》发掘出两位不该被遗忘的近代翻译文学界的先驱者与奠基者——周桂笙和徐念慈，不仅纠正了时人以讹传讹形成的视林纾为近世译介西洋文学第一人的常识性错误，而且揭示出他们所开辟的与彼时“译界泰斗”林纾迥乎不同的“翻译新途径”。这种“翻译新途径”是指向未来的，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具体说就是区别于林纾以古文和意译为主来译述西洋小说的模式，而主要采用浅近文言和纯粹的白话为工具、以近乎直译的方式来翻译域外小说。在杨氏看来，以周、徐为代表的文学翻译先驱者的这一开拓性贡献，“对于后来翻译界的影响至大，实非林译小说所可企及”，因而将二人并称为“开拓翻译新途径的前锋”{4}。

杨世骥对晚清小说文本研究颇为用心，可谓苦心孤诣，功夫深厚，眼光独到。在晚清小说史料的搜求方面，他下的工夫和占有的第一手资料较举世公认的收藏大家阿英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当事人潘伯鹰证实：“就他现在手边的材料，几乎超过钱先生所见过的一倍有余”{5}。“文苑谈往”栏目文章，以推介和考辨晚清小说文本为大宗，计有27篇之多。然而，杨氏在晚清小说文本考论方面的学术开拓意义，倒不见得比他在近代诗文、戏曲和小说理论与批评等领域做出的贡献大。这是有其学术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在杨世骥之前，晚清小说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前辈学者中，既有新学界领袖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近代白话小说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及其贡献给学界的一批颇有分量的关于晚清著名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考证文章，又有文坛泰斗和中国小说史开山人物鲁迅在其煌煌大著《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对后世学界影响至巨的“谴责小说”概念及对其四大代表作家作品做出的堪称经典的论断；同辈专家中尚有青年才俊阿英1937年推出的第一部近代小说断代史《晚清小说史》。在学术范式、评价标准和文献史料均未取得重大突破的境况下，历史留给杨氏的学术开拓空间已相当有限。他能做到的工作，只能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接着说”，将某一方面的研究扩展开来或推向深入。“文苑谈往”中谈《泡影录》、《文明小史》、《发财秘诀》、《后官场现形记》、《梼杌萃编》诸篇，大体顺着鲁迅提出的“谴责小说”思路，扩大其范围，发掘出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他盛推李伯元《文明小史》，是因其在风格上更接近鲁迅颇为推重的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赞誉其为“晚清一部最伟大的小说”，认为以讽刺笔调的大胆和写实技术的进步论，其成就均在《官场现形记》之上{1}；引介彭俞《泡影录》，是发现了其异乎晚清一般谴责小说的“滑稽”风格；肯定《发财秘诀》的价值，是因为它将谴责小说的表现范围由官场扩大到新兴的买办阶级；推介《梼杌萃编》，除了看好该著结构谨严，堪称“谴责小说中最具备长篇小说完美的形式的一部”，还在于塑造出了以贾端甫为中心的一批典型人物及作者同情革命的进步思想倾向——这些特点都是晚清一般谴责小说中“尚未之前见”者{2}；介绍《禽海石》、《电术奇谈》、《骖游记》、《未来教育史》诸篇，因其分别在写情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等类型方面有一定价值，且为鲁迅和阿英未提及者。

三

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抗战时期的杨世骥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留给后人的却是双重的遗憾。其一，不知什么原因，杨世骥在抗战胜利后突然从文坛和文学研究界销声匿迹，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其近代文学研究著述问世。其二，杨世骥在近代文学史建构方面的突出贡献，长期以来隐而不彰，未获学界重视。《文苑谈往》于1945年初版、1946年再版后，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未在大陆再版过。

为《文苑谈往》作序的潘伯鹰先生是杨氏的第一个学术知音。《潘序》起笔即指出“文学者”各有其努力侧重的方面：“从人生社会观照上，涵泳胸襟，抒写智慧，是文艺创作家。从文学欣赏上，发掘蕴蓄，解释精微，是文学批评家。从文学潮流上，贯穿千古，看出文学的大势，给往代以公平的评价，导将来以应有的归趋，是文学史家。”③这三者本不必兼得且很难兼备，而在潘先生看来，杨氏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兼“文艺创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于一身的优秀的“文学者”。因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写的文章，往往是最好的创作”，加之杨世骥的文章“笔调锋利而圆转，更能融入动人的感情”，更何况他还兼搞文艺性诗文和小说创作，“文艺创作家”的称号于他是不折不扣的；“而一个创作家的甘苦之言，往往是批评家的最精确标准”，且杨氏研治文学深具“黜华崇实的精神”，评价作家作品既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又有阐幽发微的眼界识力，知人论世，平正公允，“文学批评家”的桂冠也是当之无愧的；杨氏立志探研近代中国文学史，理想高远且脚踏实地，欲“以一点一滴的辛勤来完成包举宇内的雄心”，“白昼了公事，夜晚治文学”，一有闲工夫“便到各处去搜寻材料”，“渐渐地融会贯通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且“一贯地着重那些各派不著名的先驱者们”，治史态度严谨，虽未完成其心目中那部神圣的近代中国文学史，却以《文苑谈往》铺下了“他自己以及别个志士的大工作中第一块石头”，凡此种种，堪当“文学史家”之称号——归结起来一句话：“他不但有史家的专精，并且有文学者的完整”。{4}1955年，定居香港的曹聚仁在那部深具个人特色的“掌故式”中国新文学史《文坛五十年》之“史料述评”篇，曾对作为文学史料大家和批评家的杨世骥大加赞赏，言“现代中国文人之中，最有识力的批评家，勤于搜集史料，加以审慎考订，而编次成书的，首推杨世骥，他的《文苑谈往》（中华书局本），便是采铜于山，自己提炼出来的”，“虽是单篇的文人小记，一鳞一爪，已见精审的功夫”。{1}曹聚仁非常看重文学史家的史料功夫和眼界识力，轻鄙那种以主义为指针的宏大叙事式的文学史。有感于建国初期大陆现代文学界的研究现状，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像杨氏这么重要的开山之作，对于治现代文学史该有多大的帮助；若干写文学史的，竟连这样的专集都不曾见过，难怪他们手中，只能坐井观天，把那一小圈子的变化写出来就算了。（本来赵景深、李何林、阮无名也都曾做汇辑文坛轶事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氏也就丢了旧日的工作，跟在他人之后，弄人云亦云的文学史了。）”{2}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文苑谈往》也未能在大陆再版，当下治近代文学者恐怕不少人亦未见过此书。

1968年，继曹聚仁之后最具知名度的香港书话家黄俊东先生在《〈文苑谈往〉》一文中，对作为“史家”的杨世骥之治学精神、眼光识力和出色的文笔且赞且叹，认为“书中大多数文章，都是把已被埋没了的人物和小说史料重新介绍出来，这是《文苑谈往》最大的特色和价值”，称“杨世骥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学史家，《文苑谈往》的确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好书”。③可惜潘伯鹰、曹聚仁、黄俊东等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同杨世骥那部被岁月尘封已久的《文苑谈往》的历史遭际一样，长期以来在大陆学界未获重视、隐而不彰。

杨世骥非常重视近代作家生平事迹和文坛掌故的史料搜求与整理，而我们至今仍对这位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从1941年底的吴宓日记中知晓，他是湖南明德人{4}，家庭出身和出生年月不详。从民国时期报刊上搜求的相关史料及其建国后出版的少量著作的简短说明文字中可以约略知道：他至迟在1934年已经开始在《申报》发表文章{5}；1935年前后是长沙支撑文艺新潮的“现代文学社”的“散文能手”{6}，同期在武汉《新民报》发文署用过此名；抗战初期在汉口编辑过《抗战周刊》（1937年9月创刊），写过一些时事评论、诗文和小说；1930-1940年代，有不少新诗存世，分别发表在《现代》(1933)、《矛盾》(1933)、《文艺月刊》（1934）、《诗之叶》（1936）、《文学杂志》（1937）、《文学创作》(1943)等刊物；抗战时期，其重要文学批评与研究文章主要发表在《说文月刊》和《新中华》上，其中尤以1943-1945年在《新中华》复刊上开辟的“文苑谈往”栏目影响为著；解放后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7}和历史考古研究所工作，出版过专著《湘绣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8}和《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时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卒于1967年{9}。从湖南省党史研究室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文献史料中可以约略知道：杨世骥是民联和民革湖南分会的早期重要成员——1948年冬，杨世骥、邓飞黄等人在长沙组建了民联湖南地下组织；{10}1950年为民革湖南省分部筹委会委员，1953-1963年当选为民革湖南省第一至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为长沙的和平解放和湖南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杨世骥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群中的重要成员。据孙玉石统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5首以上诗作者仅10人，著名诗人戴望舒、金克木、艾青、李金发等均在10首以上，杨世骥则以6首诗作紧随林庚（7首）之后跻身前十。{2}葛飞认为：“《现代》杂志中，乃至整个20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都市诗可以说是杨世骥的《汉口》”，称赏其为一篇绝妙的“城市志”，肯定其超前的探索精神，因为“城市志”的写作要到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们那里才蔚然成风。③笔者查到其诗作20首，数量不多，但篇篇均非平庸之作。

建国后，杨世骥并未放弃他热爱的近代文学研究工作。1952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秘书的杨世骥，仍在补充整理那部20年前就已着手的《近代中国文人志》。他于8月20日和22日两次致函吴宓，索借相关文献史料，吴宓复函“允借、赠各书，以助成其《近代中国文人志》之著作”。{4}1954年，时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杨世骥，于3月14日和5月11日两次致函吴宓，向其打探夏曾佑诗稿，“盖杨君欲知夏诗，宓几费周折，乃得由朱乐之君处取得其稿本，而又迁延未寄与杨君。倾乐之回籍后来函急催索，昨乃撰成《评录》而以原稿本缴还乐之焉”；最终，他未能看到梦寐以求的夏曾佑诗稿，只收到了一份二手材料——吴宓撰写的《夏穗卿诗评录》。{5}1955年1月26日，吴宓日记写道：“阅杨世骥《中国近代古典诗评论》一卷，甚不喜其全用新观点，而诋諆旧诗人。”{6}可见，此时的杨世骥评论近代旧派诗人已是“全用新观点”，在思想改造过程中随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同时，对旧派诗人的“了解之同情”渐少。1956年11月23日，吴宓“总复杨世骥1954年11月22日又1955年2月3日函，述宓近况，劝其排比材料，先成长编，久后乃撰作《近代古典文学史》，二书可分可合，实为‘事半功倍’云云”。{7}可见，50年代中后期，杨氏仍在持之以恒地为其心目中那部近代中国文学史做着积极的准备，吴宓劝其先期着手的材料长编和《近代古典文学史》的撰著工作，就属于这部大工程中的阶段性工作。然而，他的这些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书稿是否还存世？均不得而知。

通过此番粗略考察，我们对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史上的杨世骥之历史面影有了初步印象。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需要有心人循着历史资料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学习杨世骥当年苦心孤诣多方搜求近代文学史料的孜孜以求精神去探求；果能如此，极有可能在第一手材料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收获到一个个意外的惊喜——杨先生的后人还在长沙，当年与之同过事的刘泱泱先生还在世。{8}果如此，则杨世骥先生幸甚！近代文学研究界幸甚！

【责任编辑 杨站军】

作者简介：胡全章，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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