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十多年前报道那个扶贫英雄的作者名叫文丕。那个文丕就是我。那年我刚从报社调到文联，年前我在下乡采访途中遭遇车祸，摔断了右腿。我的上司俞平夫社长认为我不适合再当记者，他把我推荐到市文联。市文联主席陈真味先生那时正为一年上缴五千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而头痛，我来了就等于文联养了一个残疾人，以后这五千元就不用再上缴到市残联。换句话说，我到市文联后每年可以贡献五千元。当时我三十二岁，我干到退休的时候可以为市文联贡献十四万元，就这样陈真味主席双赢地接纳或者引进了我。陈真味主席既是一位从事喜剧创作的剧作家，又是一位善于精打细算过紧日子的领导。我到市文联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是研究选派工作队员到扶贫联系点去扶贫。此前市文联的老黄和老章轮流下去了，只有新来的我和陈真味主席没下去过。陈真味主席当然不能下去，他是单位一把手，他下去了文联就得关门。中国是一个没有领导就会乱套的国家。再说陈真味主席这样一个正处级领导干部到村里去当工作队员，县里的书记县长怎么摆布他。于是，我责无旁贷地说我下去吧。我的新上司陈真味主席嘴上叼一只烟斗，那只烟斗和他的脸色一样蜡黄，仿佛陈年的腊味。陈真味主席的目光落在我的拐杖上，停留了一锅烟的工夫，他说可是你的腿脚不方便啊！陈真味主席这句话明显地带有照顾我的成分，当然也是因为我腿脚不方便才需要开会研究。但是陈真味主席这句话却伤了我的自尊心，自从我的右腿摔断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敏感和要强，我不能接受别人把我归入残疾人之列，尽管只要我承认我是一个残疾人每个月就可以领得一百多元的补贴。要知道我当时尚未婚恋，人家女孩要是知道我不怎么健全，我就是写一万句“我爱你就像爱我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腿”，也不会有哪个女孩被我的豪言壮语所打动。我当即站起来，在原地健全地走了几步。事实上我的右腿也不是完全丧失了行走的功能，它只是需要拐杖助力，就像领导需要秘书一样。我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比健全人还牢靠，因为我有三条腿，我比健全人还要脚踏实地，立场坚定。我说我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无后顾之忧，是最佳的扶贫工作队员人选……陈真味主席打断我的话，他说最佳的标准不是工作队员的思想素质，而是工作队员所在单位的经济实力，我们文联的财力物力注定我们根本不可能为联系点做任何一件需要花钱的事情。陈真味主席说既然你执意下去，我就全力支持你，当然你下去了也不可能为联系点做出什么贡献，但去与不去是态度问题，有没有贡献是能力问题。陈真味主席鼓励我说，你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你手里不是有一支笔吗？你可以为他们写宣传报道嘛，物质上帮扶不了，那就精神上帮扶吧。十多年来我一直牢记陈真味主席的话指导实践。陈真味主席是搞喜剧创作的，但我发现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台词却相当严肃，当然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严肃。

老黄和老章告诉我，我们的联系点是一个名叫龙骨的偏僻山村。老章说什么叫偏僻？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龙骨村进来第一批扶贫工作队的时候，一位瞎眼的老大爷拉着队长的手问了一句：蒋委员长身体可好？老章说偏僻吧。后来我才理解老章的表述不准确，那不叫偏僻，那叫闭塞。我们全体工作队员胸戴红花下村的那天，市政府中心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让人饱含热泪的场面。市里一位领导亲自给我戴上大红花，那朵大红花占据了我胸脯三分之二的面积，它像一团火焰一样熊熊燃烧。陈真味主席破例用单位的小“羚羊”把我送到那个乡政府所在地清水街，以前老黄和老章都是自己坐班车下来的。此举是陈真味主席对我的特殊关照，当然也是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乡政府一位穿迷彩服的干部像接收一件可有可无的救灾物品一样接收了我，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喊了一声：老跛，你过来，你村的工作队员文同志到了。叫老跛的一个中年人，有些不情愿地一瘸一瘸地迎上来。事实上屋檐下的老跛一直在观察我或者说一直观察我乘坐的小“羚羊”，饱经沧桑伤痕累累的小“羚羊”，让老跛一脸失望。但是当他见到我从车里伸出一根拐杖出来时就一脸灿烂了，老跛神采飞扬地握着我的手，文同志，你是残联的吧？我说我是文联的。老跛就不作声了，失落重新爬上他的麂皮脸。

老跛挑着我的行李，一瘸一瘸地走在我的前面。我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跟在他身后，我们俩一瘸一瘸地走在羊肠小道上。老跛左腿有疾，我是残在右腿上。我俩要是合成一体，就是一个健全的人啊！老跛问我，你怎么不是残联的？我跟老跛解释，不是残疾人都到残联去，何况我不是残疾人！我告诉他市残联覃主席就长得牛高马大、端端正正的。当然，别的部门也有残疾人，主要是脑残。我问老跛，我是残联的又怎样？老跛说残联牛逼啊！残联有很多钱，去年他们为隔壁的龙头村修了两条四级路。我说我晓得，我们文联的老黄和老章在龙骨村住了两年，半截路也没修成。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市文联没有钱，我以为市文联跟报社一样有钱，报社当时一年登载治疗梅毒的广告就有五百万的收入。市文联不是也有一份刊物吗，为什么只搞精神食粮不搞点福利创收？我后来才知道文联一年只有两万元的办公经费，连确保机关正常运转都难。别看老跛只是个村干部，他对国家机关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老跛说你们不就是几个联吗？你这个联，残联，还有妇联、侨联、工商联，怎么你这个联跟那几个联不一样呢？我说我初来乍到，情况还不了解。我后来才知道别的部门从上到下都有一根线连着，唯独文联系统没有。这根线就是钱，就是经费。我后来还知道别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纵向关系上下关系，文联系统是横向关系平行关系。老跛换了话题，他说真是为难你了，你们文联就不能派一个腿脚方便一点的人来吗？我心里也想说一句真的为难你了，你们龙骨村难道就不能找一个腿脚方便一点的人来当村主任吗？当然我没说，也不能这样说。我对老跛说，为难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下来时领导一再交代不要为难群众，我今天一来就为难你了，恐怕以后还要继续为难你。老跛说为难谈不上，我只是觉得你没必要下到村里来跟我们搞什么“三同”，你只要到乡府露个脸就行了，年底我保证给你盖章填满勤。我当时不明白人家老跛是把我看作累赘了的，我们文联没有扶贫项目，没有援助经费，人家却要白白地伺候我，我不是累赘也是个包袱。我对老跛说，我既然下来了，是真心想办些实事，你不要以为我们文联什么作用都没有，我们某些方面的作用别的部门是没有的。那时候我们正好爬到山坳口，老跛把行李担子架在一块石头上说休息一下，前面还有五个峒场的路程。我支着拐杖，从行李包拿出一沓稿纸来，我说你们不是要修路吗？我把这一沓稿纸变成一沓钱来给你们修一条路，你信不信？十多年来我都弄不明白我当时哪来的胆量或勇气，说这样的大话居然毫不含糊，今天就是把我推上主席台给我麦克风我也讲不出这种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话语来。老跛一句话也没说，抢过我手上的稿纸默默地放进行李包里，挑起行李担子一瘸一瘸地重新赶路。我追着老跛，连连追问你信不信？老跛被追问急了就说，我信我信，我都信！老黄下来时说要写一个剧本，到时拍电影了政府自然会修路进山来，我信了。老章下来时说要画一幅画，待他把画拍卖了，别说修一条村级路，就是修一条柏油路都完全有可能，我也信了……我一时无语，老黄和老章都是文联精英文艺界的名人。前者是知名编剧，写过很多谍战剧本；后者是著名画家，有画作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我不过是一个写“豆腐块”的跛脚记者，我这点能耐算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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