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冲击历史成见

安徽省舒城县是周瑜故里，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实验室通过基因信息分析，追踪曹操后人至此，其关联机构公共人类学研究会受到启发，遂展开“周氏基因”研究。

利用DNA遗传信息分析人类起源、民族演化、种族之间关系、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是人类分子学的本分，但曹操基因研究被视为研究人员抛出的“噱头”，曹操后人的认定也饱受学界争议。研究一旦放在公众视野中检视，就会直面学派、宗族、政治的阻力，令人担忧这个对历史和宗族进行修正的新学科，在中国是否能独立发展？

论战考古

在公共人类学研究会的网站上，对周氏这个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九位、占全国人口总数1.92%左右的庞大家族展开了唾液样本征集活动。条件为有明确家谱信息，目的是通过基因比对的方式为周姓人士实现认祖归宗的愿望。

这一思路，受美国一家测试公司在网友中发起的姓氏项目启发，即每個同一姓氏的普通民众都可以通过网络汇集在一起，借助各类测试机构的服务，共同探索本姓氏的起源历史。

一个家族的Y染色体只会在男性子孙中世代相传，比较稳定，并且是单倍体，基因只有一份，遗传特性会直接显现，因此能用来鉴定稳定的谱系关系。 母系遗传研究则可通过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追溯女性子孙的遗传轨迹。

“DNA不仅可以探索父系血统源流，以及研究姓氏文化，还可以通过线粒体DNA分析母系血统源流，检测常染色体也可追索出祖先的信息。” 公众人类研究会负责人王冰说。

Y染色体基因检测的方式极为简便，将棉签在口腔内壁摩擦后，送至实验室，加快3天-7天内即可出检测结果。这得益于基因检测技术的改进，几年前检测曹氏基因尚要5毫升血液标本。

在王冰看来，分子人类学研究，涉及到名人基因将备受关注，这样更易为公众了解，便于科普。

在周氏基因研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台湾偶像歌星周杰伦的基因研究，公共人类学研究会并没有直接检测周杰伦的基因，而是通过一个自称是周杰伦祖籍地的地方——泉州永春周氏家族，对此家族基因检测和家谱对应。“永春周姓是单传，1000年前从河南迁徙而来。” 面向公众的收费实验室汇泽基因负责人朱炎墙告诉《财经》记者。

其上游学术机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正陷于“曹操基因研究噱头”的口水中。

“用分子人类学做考古或历史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选择曹操一方面是易采集样本，另一方面是容易受到关注。”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段志强分析，复旦团队希望借此吸引更多资源，用于其他领域的发展。

困扰复旦团队的另一问题是，考古学界不接受这个研究结果，他们对分子人类学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说技术不成熟，其实在国内已经将4万年前北京田园洞人基因测出来了。”王冰说。

古DNA研究涉及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家系、群体关系、性别鉴定、病理与饮食、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发达国家古DNA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通过分子生物技术对古代人类遗骸中的DNA片段进行提取、扩增、测序，以得到部分古人的遗传信息。

中国在该领域的探索起于上世纪90年代，“提取古DNA终归很难，但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被成功提取过，这与骨头保存是否完好相关。”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文峰说。

考古学界难以接受的原因在于，传统的研究方式长久以来建立的结论，难以同基因研究方法在某些研究中的结论达成一致。如对于现代人的起源、迁徙这一人类进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传统手段主要依靠考古学、古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证据。但这些传统研究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由于文字出现的年代较晚，在现代人的起源研究中受到很大限制。

近20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不断渗透到人类进化研究中，尤其是1987年美国科学家通过对线粒体DNA的研究，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向其他地方迁移的学说，即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假说”。这与此前的人类 “地区进化假说”直接产生冲突。随后，复旦大学金力等研究人员，应用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方法，支持了现代亚洲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

分子生物学技术渐渐为中国考古学界所采用，古DNA的研究手段也被引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员吴新智，作为现代中国人“本土起源”的支持者，不久前到复旦大学作演讲，也与生命科学院的老师们坐到了一起，交换探讨起源假说。

再现血统

学界的壁垒正在消除，来自研究对象的压力则不断显现。

周氏基因研究现在最大的障碍在于，家谱信息明确的周姓人士并没有需求通过基因手段追溯自己的始祖源流，而其他不清楚自己姓氏源流的周姓人士则无法获得基因比对样本。

在复旦大学的支持下，曹氏基因、准噶尔绰罗斯氏基因已被确定。对汉高祖刘邦、北魏道武帝拓跋、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等人的后代的基因研究也已展开，样本量在逐渐扩大。

“对一些大家族来说，基因验证冲击了他们的家族信仰，导致大家族排斥此验证手段。”王冰说。在国外，基因证据直接冲击皇室血统。

在欧洲收藏界有两大未解之谜：浸染1793年被斩首的法王路易十六血迹的手帕，以及1610年遭刺杀的波旁王朝缔造者亨利四世的头颅。这两件流传至今的文物的真伪饱受争议。而将亨利四世的人骨和组织标本与路易十六血帕进行Y染色体比对，很可能揭示真相。

2011年，西班牙学者对手帕上的血迹进行DNA测试，分别测试了反映个体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反映母系血统源流的线粒体DNA和反映眼睛颜色的HERC2基因，结果显示：血迹样本属于一个名为G2a的Y染色体基因部落，这一类型在欧洲非常少见；而反映母系血统的线粒体DNA也属于一个罕见类型，名叫N1b；同时，研究者根据HERC2基因分析结果判断路易十六为蓝眼睛。

2012年底，巴塞罗那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通过基因分析，对此进一步证实。他们采集疑似亨利四世风干头颅喉部的DNA样本与路易十六血迹样本中的DNA进行比对。两例样本均显现在欧洲极为罕见的G2a类型。两王之间相隔七代，取样自头颅的DNA样本又不甚完好，在这两个因素的限制下，两者基因依然能证明亲缘关系。该团队公布，两个样本出于巧合而重合的可能性仅有七万分之一。

就在整个欧洲开始接受亨利四世头颅和路易十六血迹的真实性之时，2013年，一个比利时的遗传学团队却抛来重磅尴尬。他们将血迹样本，与三位在世的波旁王朝直系男性后裔进行了Y染色体比较。结论却是：三位在世的波旁王朝后裔基因与两件文物的基因不符。

比利时基因研究者发表论文认定，两件文物是假的。而另外两支研究团队拒绝接受这个结论。鉴定亨利四世头骨的法医病理学家Carles Lalueza-Fox回应指出，对比利时的研究结果没有异议，但不同意其得出的结论。因为其结论是基于波旁王朝十几代以来家族谱系的真实性，而这无从证明，“可能存在王室家族中的虚假亲子关系”。

“在黄金家族中，不同类型的基因都出现过，在历史中存在抱养、私生等各种情况，很难说哪一系是嫡系。”王冰说。

追踪迁徙

除姓氏研究外，近年来，国内研究人员还对民族和区域性迁徙颇有兴趣。如壮族、白族、藏族等的迁徙研究已有论文发表，也有如近代“闯关东”的迁徙溯源研究。

客家基因族谱项目，自2010年10月在福建省宁化县政府牵头下展开，至今收集了客家姓氏DNA样本1114个。除来自闽、粤、赣等大陆地区，亦包含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地的样本。海外基因的采集是通过宁化县每年举办的祭祖大典活动。

此研究的一个“重磅”卖点是，通过基因考证马英九与大陆的关联。宁化县客家研究会名誉会长余保云，参与考证了马英九家族与福建寧化马家围马氏的血统关联。他告诉《财经》记者：“马氏一宗曾经从宁化迁到汀州，直到江西做官，再到湖南、香港、台湾，从血缘上能够找到台湾马氏的关联。”不过，这一研究的基因检验仅有宁化马家围的马氏族人，缺乏马英九的基因验证。

“在客家研究学界，对于客家源流的研究一直有争议，一种是客家人主体是北方中原汉人，以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和林开钦的《论汉族客家民系》为代表；另一种是客家人主体是南方土著，以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为代表。” 客家基因族谱项目负责人朱炎墙说。客家基因族谱项目组的第一篇论文的结论是，客家人祖先的主体是北方中原汉人。这一遗传学的研究结果佐证了客家源流问题的争议。

在科学界看来，“用基因检测的方式还原历史是一个新的角度。看史书时，很多东西都有主观色彩，基因方法则更为客观。”钱文峰说。

由分子人类学扮演主角引发的社会话题在以色列有先例。分子人类学兴起之前，一直存在以色列人的起源争议，有历史学家曾提出，欧洲的以色列人是突厥汗国的后裔。此观点一出，该学者成为以色列国内被排挤的异类。但近年也有基因研究认同此观点。

显然，无论是哪个国家，用基因研究历史都可能陷入困境，或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或成为难以碰触的领域。

“在国外以分子的方式做血缘的种族研究并不那么强大，就是因为它会涉及很多族群甚至政治问题。”段志强说：“科技手段介入历史研究是学术方向之一，应为之努力。科技手段应用到什么样的问题上才最有效，只有业内人士才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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