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史》上册

“法国文学以其丰富多彩而著称于世”，新出的《法国文学史》前言中这样写道，但相对说来，法国文学的历史不算很长。用古法文写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据考证是《圣女欧拉丽赞歌》，始见于九世纪末，约相当于我国晚唐时期——就是说，当法国文学刚迈开第一步，古老的中国文明已呈现为百花盛放的唐文苑。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然而，法国文学在这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创作上的实绩，却是举世瞩目的。在黑暗的中世纪，就流传下来已成世界名著的《罗兰之歌》与《特里斯丹和绮瑟》，以及列那狐的故事。十六世纪，继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拉伯雷写出了《巨人传》。十七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临朝，雅爱诗章，奖掖文士，法国的古典主义成为当时欧洲主要的文艺思潮，出现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等戏剧大师。而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文学，更是走在当时人类文明的前列，“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则崛起于十九世纪，出现了象巴尔扎克这样杰出的代表，把法国的资产阶级文学推向发展的高峰。到了二十世纪，“文变染乎世情”，在欧美不断兴起的各种文艺思潮，又往往都肇源于法国。自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坛名家辈出，名著如林，为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值得骄傲的贡献。

我国在接触外国文学之初，就把法国小说介绍了进来。上世纪末，林纾以一编《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其“林译小说”。五四以后，尤其是解放以来，法国文学中的一些名著已相继译成中文。读书界对法国文学的兴趣，也推动了法国文学的研究。光以《法国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就出过好几部。早在三十年代初，徐霞村先生编了一本，有十几万字，为法国文学史的研究作了有益的草创工作。四十年代中期，吴达元先生根据多年的讲稿，编印成上下两册，约六七十万字。该书材料丰富，条理清楚，惜乎观点方面依傍法国文学史家者居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失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法国文学史》上册，由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等三位同志编著。按书稿计划，全书拟分上中下三册，从法国文学的起源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一部洋洋百万言的宏构巨帙。从已出版的上册来看，此书可称我国近年来法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一大收获，为系统介绍法国文学开创了一条自己的路。

这本著作予人印象最深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法国文学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阅读时常惊讶于编者能“寻坠绪之茫茫”，引证出马恩对法国文学的如许论述。关于《罗兰之歌》，书中引用恩格斯的原话，指出这部史诗出现于十一世纪末，“这个歌里歌唱了查理个人身上所体现的法兰西的统一——一个还不存在的、理想的封建王国”，有力地说明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但更主要的，是编者能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运用到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作出自己的评价。如介绍孟德斯鸠作品时，指出在《波斯人信札》中穴居人这一理想社会的图景上，也表现了作者的局限性：“这个理想国只是封建宗法制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奇特的混合物。作为一个拥有土地的上层资产者，其收入结合着地租和利润，孟德斯鸠提出这样的理想，正是他本人阶级意识的表现。”这样的论断，可谓相当犀利。又如拉克洛《危险的关系》这部作品，从十八世纪末问世以来，一直颇遭非议，编者在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敢于作出翻案文章，肯定此书是揭露贵族阶级道德沦丧的力作，“表现了卢梭式的对上流社会彻底否定的立场……在法国十八世纪文学中，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显示出不随人言的胆识。再者，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革新派为反对文艺屈从于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主张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挑起了两次“古今之争”，但由于阶级局限，所持论据不足以驳倒保守派，结果都以妥协了事。编者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对古代文学中精华与糟粕、借鉴与创造等问题，作了专门论述，最后指出，“对这些关系的阐述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解决”。从而对一百五十年前法国文坛上的一桩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上述例子表明，编者尝试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法国文学作一番清理，而这样系统的工作，此前还没有人做过。

第二点，编者不是把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放在特定的社会生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中加以考察。关于列那狐故事的分析，或许较能说明问题。《列那狐传奇》，产生于十二、十三世纪之交，作品借动物世界的事情，搬演人类社会的活剧。列那狐凭着机智狡猾，克敌致胜，以喻市民阶级对封建领主的报复行动。这个题材，随着法国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赋予了新的寓意。流传于十三世纪中叶的《列那狐加冕》里，狐狸的形象开始有所变化，它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为获取食物和图报私仇，而是具有了政治目的；到了该世纪末的《新列那狐》里，新列那狐得到罗马教皇树列为“世界之王”。《冒充的列那狐》产生于十四世纪上半叶，列那狐以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出现于作品之中，激烈攻击教会和贵族，对教会财产的神圣性和封建所有制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列那狐从幽默逗趣的动物故事，演变而为讽刺世态的揭露作品。编者正是根据法国封建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政治斗争的特点，对列那狐这一形象的演化，从动物故事中开拓出来的含义，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书中关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文学的论述，不仅能很好把握经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也着力阐明其他意识形态和外来社会思潮对文艺发展的影响。

第三点，上册以中世纪文学为一编，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也各自成为一编。这个分期法，既考虑到历史发展的阶段，看到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也能体现文学发展的特点，突出各时代文学的主要思潮和倾向。试以十八世纪文学为例，这一编开头一章为概论性质，分别从阶级关系与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与启蒙思潮，以及不同的文学倾向与启蒙文学主潮等方面来加以论证，提纲挚领，鸟瞰这个时期的文学状况；接着分章独立论述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博马舍等代表作家；这样，绪言和专论，经纬交织，展示出一代文学的风貌。——这一论证方法，颇得纲举目张之妙。

书中对法国文学作横的按代论述的同时，也能照顾到纵的渊源相承的关系。如法国文学在十七世纪，堪称戏剧世纪。但是，“古典主义文学在十七世纪法国出现并成为主潮，绝不是偶然的。”所以，在讲十六世纪文学时，特别提到戏剧的发展，“出现了悲剧和喜剧”，并有“把故事或剧情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再现出来”这一类似三一律的提法。古典主义发皇于十七世纪，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悲剧和喜剧。待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形象无法见容于悲剧，而它又不甘心在喜剧中充当可笑的角色，在这种阶级的要求下，出现了打破悲剧和喜剧界限的新剧种，正剧得以应运而生。有关戏剧发展前后相因的论述，在书中都有脉络可寻。

同样，法国文学史上，不乏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深化的现象。对狄德罗笔下定命论者雅克这个人物，书中分析时指出：“他诙谐乐观的精神，有点象拉伯雷的人物，而他聪明机智的特点又和司卡班相近……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日益临近，这样一个第三等级的代表战胜贵族人物的主题，在博马舍的剧本里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费加罗的形象。诸如巴特兰律师(七二页与七四页)、吝啬鬼形象(一二九页与二一○页)等，都属于同一范畴的例子。

下面这则文坛逸话，是饶有兴味的。十六世纪抒情诗人龙沙《致爱伦娜十四行诗》中，有一首题作《当你到了垂暮之年》，想见“那时我已长眠地下……你是一个蛰居家中的老妇人，怀念着我的爱情……要生活啊，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不无感伤，颇有点享乐人生少年时的况味。编者接着引了雨果反其意而代拟的《爱伦娜致龙沙》一诗，以寓批判之意：“我现在可以对飞逝的年华说：流逝吧，一直流逝……在我心灵里有一朵采摘不去的花儿。”同样的境况，而情调各异；两诗合引，既能增加读者的文学史知识，也足以提高阅读兴趣。

最后一点，是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不同，文学上往往也具有若干独特之处。如沙龙文学，就源出于法国。那么形成的条件又是什么呢？书中指出：“十七世纪法国贵族阶级中那些较大的封建主投靠国王、转变为宫廷贵族，是贵族沙龙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他们饱食终日，百无聊赖，便组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聚集到某些贵妇人主持的客厅中谈论政治和文艺。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一切都要求与众不同，在衣饰、举止、语言、习惯等各方面，都提倡‘高雅’。”流风所播，逐渐形成一种矫揉造作的文风，成为稍后莫里哀喜剧中讽刺挖苦的好材料。又如在论及拉伯雷《巨人传》的意义时，附带指出：“在法国，长篇小说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出现的。”书中的论证，很好地说明了不仅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且连形式也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这个道理。

上面列举《法国文学史》上册中的一些优点，是远非完备的，但或可对此书的面貌有个概略的了解。当然，书中也存在不足之处，或者说过头之处，主要表现在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运用批判的武器时，有时失之于严。比如维庸，算作中古时期一大诗人了。他一生行踪不定，偷盗，杀人，坐牢，最后被判绞刑而获幸免。他曾拟想自己被绞后的情景，写成《绞死者谣曲》。维庸已矣，但他后世之名，似乎不见容于编者，在书里又被condam－né(判决)了一次。说“他不是市民阶级的进步思想意识的代表”，没有异议。至于认为“维庸诗歌中的思想情调正是资产阶级固有的丑恶本质的流露。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除了唯利是图以外，还带有腐朽、颓废的特点，维庸的诗歌就反映了这一面。”——这就颇值得商榷了。姑且勿论资产阶级诞生时是否只有唯利是图和腐朽颓废的特点，须知维庸是生活在十五世纪中叶的人，而正如书中所说，法国要到十六世纪，才是“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这样，要坐实一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诗人已然反映了资产阶级固有的丑恶本质，不是有点苛责吗？维庸在一首题作《追悔》的诗中说：倘若年轻时收心读书，循规蹈矩，不是会有安乐的家庭和舒适的床褥，并可跻身于达官贵人的行列之中吗？维庸诗中固然不乏感叹岁月易逝、人生短暂的颓唐情怀，但他长年流落在社会底层，描写民间的贫困、前途的无望和死亡的恐惧，不也正反映出中世纪小市民穷极无奈的惨况？他身受的屈辱和不幸，使他起而反对社会的不平，为跟他一样“贫无立锥之地”的小民叫冤，对根本不顾穷人死活、只知保护富人过安稳日子的社会秩序发出了抗议的声音。维庸的经历，很不同于其他诗人，用今天比较摩登的说法，颇有点社会反叛者的意味，或可推为嬉皮士的祖师！他的诗篇，能自出机杼，真挚朴实，象Mais oùsont les neiges d’antan？(昔日白雪今何在？)这类有名的诗句，至今还传诵不衰。所以，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把维庸放在中世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或许在评价方面，对他就不能一笔抹煞。当然，文学遗产，过去时代的作品，有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应进行具体分析，批判继承。但一般说来，对外国作家，比评论本国作家，在分寸上尤应强调实事求是。这里，除了文化交流的意义外，还有尊重民族感情的问题。悬空的批判，往往会使批判落空，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里需要的，是科学的分析，做到以理服人。

第二，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观点材料应该力求准确，务求精深。——本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但个别例证也有不够准确、不够清楚的地方。如论述十七世纪文学时，正确地指出古典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理论，“反对个性的自由发展，提倡‘自我克制’和‘常理常情’”(见一六六页)，但在这段话之后，不出十行，又称“古典主义作家在创作中最基本的立足点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他们力图表现所谓普遍的‘自然人性’”。前面说古典主义主张理智克服感情，接着又说力图表现普遍的“自然人性”，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此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语，显为衍文，恐系误植。又如，讲到《特里斯丹和绮瑟》，说“故事以青年恋人的自杀，对封建婚姻提出抗议，对不屈的性爱表示赞扬。”故事以悲剧告终，这是无疑的。特里斯丹伤重不愈，托友人渡海去请昔日情人，嘱告如绮瑟惠然肯来，船就高扬白帆，否则张挂黑帆。其妻出于嫉妒，看到桅杆，谎报船挂黑帆而来，特里斯丹听了不胜悲哀，绝望而死。绮瑟赶到，抚尸大哭，恸极身亡。显然与自杀之说略有出入；而“不屈的性爱”一语，更是令人不得要领。

再者，译名统一虽属技术性的小关节，但在同一本著作内也应前后关照，不宜忽视。如Tartuffe一字，书中前译“达尔杜弗”(二○三页)，后译“答尔丢夫”(四五九页)，四字中三字不同，缺乏原文知识的读者，很难把两个译名对拢来。又如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一剧，二一二页译作《贵人迷》，三一二页又作《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一般人或许会误作两部作品。擅长作祭文诔词的Bossuet，书中作博须埃，以前曾有人译作鲍舒哀，从声音形义来讲，为取便阅者，鲍舒哀的译法似乎要好记一点。可以推知，此书将成为查考法国文学事类的重要依据，慎于选择或另创译名，对译名逐渐趋于标准化也将起到编者估计以外的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又有如许作家和作品，没有相当的才学和识见，就无以成此书。加上有些原版参考书不易找到，不少第一手资料尚未译成中文，而法国文学的研究在国内又较翻译出版落后一大步，更增添了编著方面的困难。知道这样一部著作成书之不易，对个别错失，本应三缄其口；在此之所以贡献一点愚诚，正是因为寄厚望于是书。从时间来说，上册始编于七三年，脱稿于七八年初。编者虽然对“四人帮”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散布的谬论作过有力的批判，但鉴于“四人帮”一伙对文艺界长期的戕害，种种错误观点积非成是，在前一阶段里还会有意无意紧箍人们的头脑。随着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深入开展，各种禁区相继冲破，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对批判继承、洋为中用等原则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相信编者必能以更坚实的姿态，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出色的成绩——这正是广大读者可以期待于《法国文学史》中下册出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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