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早期留学生

内容提要 美学作为西方的学科，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并发展创新成中国特有的美学模式，有赖历史和关键人物的推动，当中最有力的推动者，当数初期中国留外学生。他们的经历、思想、对国家民族的抱负，以及对外来学术的理解与诠释，都为中国文艺学的近现代化打下不可磨灭的基础。本文拟分析一批著名的最早留外学生，他们如何推动中西学术，来探讨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与收获。

关键词 晚清 西学东渐 美学 留学生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019-05

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疫借外力以平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青年学子，相继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1902—1903)，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近代以来出国留学热潮的出现和译述之业的盛行，是西方思想流派输入的重要原因，也同时为美学的输入准备了主、客观条件。一时间，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纷纷走出国门，又纷纷把西方的美学传入中国。正是由于他们东渡扶桑和西去欧美，孜孜求学，又成批归来，中国美学才开始发生空前的变革──由封闭、零散的古典形态开始走向革故鼎新、多元化、系统化的开放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西学东渐重要内容的美学，虽不是移植最早、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学科，但从其零星知识的引进，到后来的系统发展，无不浸染着留学海外的每一个有识之士的辛勤努力。

一、相关的研究成果

美学东渐，由来以久。早在明清之际就已揭开序幕。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西学凡》中就曾谈到，西方哲学里的形而上学，包含有专门讨论“美”的内容。“斐禄所谓第三家之学，所谓默达费西加者，译言察性以上之理也。──分为五大门类，──三总论物之真与美”（注：艾儒略：《西学凡》，收入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1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再版，第31-41页）。

1624年，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口授、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一书出版，其中卷上《论爱欲者》和《论至美好之情》两节，从“美”与“欲”的关系问题着眼，较完整地论述了对于“美”的看法。作者强调，“爱欲所向，无有不以为美好者”，“凡美好，若不先知之，则不为爱欲所向。若先知之，则真美好是其所向，即本非美好而蒙美好之貌，亦是所向”，例如，“欲死者，为是生时，必有甚苦，──则亦以此死为美好也”（注：〔意〕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言蠡勺》。收入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2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再版，第1190-1192页。此书是论述天主教所称“灵魂”的哲学书）。

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子安（Ernst-Faber）以汉语着《大德国学校论略》（重版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一书，最早在汉语文化圈使用“美学”概念，他称西方美学课讲求的是“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一论山海之美，乃统飞潜动物而言；二论各国宫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论雕琢之美；四论绘事之美；五论乐奏之美；六论词赋之美；七论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注：花子安：《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商务印书馆，1897年，活字版重印本，第4-6页）。但美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却是早期留学生从有关西方及日本的各种译著和编著中开始的。如1901年王国维翻译日本牧濑五一郎著的《教育学》一书中（注：日本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在1901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就较早出现了“美感”、“审美”、“美术”、“审美哲学”、“审美的感情”、“宏大”等现代美学词汇。此外，王国维还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等文（注：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堪称现代美育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人、研究家和提倡者。后来，蔡元培等又继承了他的事业，使得“美育”的倡导，历史地成为诱导和开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阀门。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模仿色彩很浓，接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强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其为“翻译美学”。1915年的《述美学》一文，无疑是国人集中译介的关于西方美学发展史的最详明文字了，是一篇描述美学学科的重要论文，言简而意赅。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开篇就认定“美学为中土向所未有”，有必要对美学这一欧洲独立的“最新之科学”进行介绍。他认为鲍姆加敦“所论感觉之学，一以美为指归；于是Aesthetica一语，在昔为感觉学之意者，至是遂转为美学之解”，从而忽视了汉语翻译上的“转化”（注：徐大纯：《述美学》，1915年刊载于《东方杂志》）。至于1903年蔡元培译的《哲学要领》一书，则最早介绍了“美学”的词源及其原初意义。其言曰：“美学者，英语为欧绥德斯Aesthetics，源于希腊语之奥斯妥奥，其义为觉为见。故欧绥德斯之本义，属于知识哲学之感觉界。康德氏常据此本义而用之，而博通哲学家，则恒以此语为一种特别之哲学。要之美学者，固取资于感觉界”（注：〔德国〕科培尔讲述，〔日本〕下田次郎笔录，蔡元培译《哲学要领》，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转引自周佳荣：《蔡元培著译书籍解题》，载《当代史学》(第4卷第3期)，香港浸会大学）。这对于国人了解西方美学的底蕴，自然也是不无益处的。

另外，像民初多次重版的《哲学大要》、《新制哲学大要》（谢蒙编）等书，也都有“美学”专节，对传播西方美学起过积极作用。对中国美学王国维的《哲学辨惑》(1903)、徐大纯的《述美学》(1915)、蔡元培的《哲学大纲》(1916)、萧公弼的《美学•概论》(1917)都对中国美学具有重要的学科建构意义。但体现“翻译美学”之特点方面也最为突出。如1916年蔡元培编写的《哲学大纲》，系根据德国哲学家历希脱尔(Richter)的《哲学导言》(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为本，兼采泡尔生(Paulsen)及冯德(Wunde)的《哲学入门》(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补充译述而成。

其次，中国近代美学中原创性的成果不多。自20世纪20年代起，本土出现了首批“美学原理”：吕澄的《美学概论》(1923)，陈望道和范寿康同年同名出版的《美学概论》(1927)，吕澄的《美学浅说》(1931)。但这些著作明显受到西方美学的深刻影响而缺乏原创性思想。以吕澄的著作为例，《美学概论》和《美学浅说》明显接受了梅伊曼(Ernt Meumann）两本美学专著《当代美学引论》(1908)和《美学的体系》( 1914)的“美的态度”说。梅伊曼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包括:艺术创造活动、艺术作品、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艺术文化或审美文化。

到了现代，美学已不再作为新鲜引入中国的学科，其研究也不止于推介和外借后的本土化，于是一系列以美学读解中国文化的原理性研究成果出现:作为推介美学的大宗师，宗白华先生当之无愧，他的《美学散步》（1981）汇集了他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1987）则将外国现代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相结合，论述了美感经验、文艺与道德等诸多问题，同时对西方一些主要美学流派进行介绍。李泽厚的《华夏美学》与《美的历程》（2001）构成了中国美学史的内外篇，均系李泽厚先生讨论中华传统美学的专著。本书从哲学高度论述了华夏文化强调理欲交融的非酒神型特征，从内部描述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

二、推介美学的先驱者

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在中国介绍美学思想的是颜永京。颜永京(1838-1898)，原籍山东，生于上海。1854年赴美留学，1861年大学毕业，次年回国任基督教牧师，并参与文化教育活动。1878年起他担任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院长8年，并讲授心理学等课程。他将美国人海文(J.Haven)所著的《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译为中文，用作上海圣约翰书院的教材，成为在中国传播心理学的第一人，为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做出了贡献（注：海文(J.Haven)著，颜永京译：《心灵学》，益智书会1889年校订出版本）。《心灵学》同时也包涵了中国人最早译介西方美学的内容。在论述“直觉能力”（颜永京译为“理才”）的部分，该书有专章译述了西方美学中对美的观念和审美认知的见解，并译美学为“艳丽之学”，审美能力为“识知艳丽才”。此专章分为两节，约7000余字，总题为“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在第一节“艳丽之意绪”里，译作一开头写道：“讲求艳丽者，是艳丽之学，较他格致学，尚为新出，而讲求者尚希。”接着，对“美”即其所译为“艳丽”的特质、属性等问题加以简单明了的阐述。作者先介绍西方各种代表性意见，然后在加以辨析的基础上，最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注：以上所引均出自该书第三章“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见《心灵学》，益智书会1889年校订出版本，第13-28页）。

而对西方美学的系统介绍，则首推曾留学日本的王国维。1903年出版的《心界文明灯》一书有“美的感情”专节。他认为美的感情可分为美丽、宏壮二种。“美丽者，依色与形之调和而发之一种感快；宏壮者，如日常之语所谓乐极者是也。”又云“美丽者，唯乐之感情；而宏壮者，乃与勇气相侍而生快感，故为力之感情”。这些关于美和美感的阐释尽管还不确切，却无疑是关于“美和美感”分类知识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至外，该书还较早使用了“悲剧”一词。王国维不但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美学论著，而且还是最早把西方美学思想运用于自己的著作中，以西方的美学思想关照中国传统文化。王国维写于1903年的《哲学辨惑》认为，“若论伦理学与美学，则尚俨然为哲学中之二大部。今夫人之心意，有智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注：王国维：《哲学辨惑》，刘刚强编：《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其写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美学思想来阐释《红楼梦》的价值。王国维认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而人生的痛苦正是源于“欲”，因此“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上最终之目的合。”（注：傅杰：《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王国维认为，伦理上的最终目的是“解脱”，是“使吾人自空乏与满足、希望与恐怖之中出，而获永远息肩之所”。而到了1908年的《人间词话》，则进一步将中国的佛道哲学等传统文化与西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有机融合，创立了较为系统的美学理论（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三、留学生在中国推动的美学教育

近代美学作为一个独立体系学科的兴起，同时与现代学术领域的日益分化、大学学科制度的建立也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大学学科分立的制度建设，美学研究也逐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发展起来。从教育体系的现实方面看，被纳入到当时的教育体系当中，对美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日本，明治二十六年（1893），帝国大学始设美学讲座（注：李心峰：《Aesthetik与美学》，《百科知识》，1987年版第1期）。甚至认为是美学的名称被正式固定下来的时候。可作比照的是，1904年1月，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这是“美学”正式进入中国大学课堂之始（教会学校不计）（注：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87-589页）。但实际上当时的大学文科还不开设“美学”课。王国维最早公开要求在大学的文科里开设“美学”专门课程。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中，主张于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这五类基本科目下，除了史学科之外，都列出了美学科目。他主张文科大学的各分支学科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课程。足见美学在王国维心目中教育体系内的位置（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75页）。1907年，张謇等拟定的《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响应了他的主张，在“文学部”的科目里，也正式列有“美学”一课（注：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0页）。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当时并没有能够实现。

在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教育的普及上，曾经留学德国的蔡元培所起作用是无人能及的。因此，蔡元培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提倡美学研究和美感教育的“唯一的中坚人物”。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明确提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此“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注：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美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由于这个意见是蔡元培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发表的，因此它表明中国教育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把美育提高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地位”（注：聂振斌：《近代美学刍议》，《中国审美意识的探讨》，宝文堂书店，1989年版，第195页）。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期间，发表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这个演讲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美学在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取得特别重要地位的理论基础。蔡元培不仅发表演讲，而且亲自投身于美学的研究和教学之中，成为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创始人。1921年10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亲自讲授美学，为美学学科体制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俄苏也是中国早期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崭新局面。他们创办的进步报刊也开始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美学。

近代美学学科经过王国维、蔡元培以及诸多学者的努力，随着对西方美学了解的逐渐丰富和深入，中国人自己动手编撰美学专门书籍，进行理论的消化、阐释和创造，逐渐具有科学体系的雏型。到20世纪20年代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课程，这都对美学学科在中国获得稳固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美学在中国的推广与发展

中国近代期刊对美学的东渐始于19世纪末，当时美学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对美学著作的译介更是凤毛麟角，而对美学的学习和研究，也还只限于个别知识分子的零星活动，多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的章节之间。20世纪初期，王国维等从东西洋留学归来知识分子不断努力，为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而最初的重要媒体之一，就是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1901—1908）（注：罗振玉发起创办，以王国维为主编。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5月）在上海出版）。而在1902—1904年，即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的前期，《教育世界》就集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德国文化与美学的文章。

新文化运动后，更是在中国掀起一个持续五年之久的美学热潮。从此，美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种学术团体，通过兴办报刊，响应时代号召，倡导美育救国，加入到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如中华美育会创办的《美育》杂志（注：李金发主编，李金发、屐妲编辑，1928年1月创刊，美育杂志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是中国第一本美学学术刊物，其编辑者、撰稿者都是一些专业的美学、美育工作者。在他们的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艺术教育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艺术教育的宗旨是建立一个“新人生观”，振奋青年精神，推动情感教育，用美育代替宗教，改造枯寂的学校和社会，使美成为人生根本的目的（注：吴梦非：《本志宣言》(上海)《美育》，1920年4月，第2页）。

由于期刊出版的周期短，又较书籍易于畅销，广受读者欢迎。因此，期刊为美学的东渐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方式。《人文月刊》的统计显示，1932年收到全国的杂志计877册。1933年则升至1274册。而1934年更飙升到2086册（注：傅逸生：《中国出版界往何处去》，《现代》，1935年3月1日，第6卷第2期，第55页）。而创刊于这一年的杂志就有400余种（注：杨义等：《中国新文学图志》(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0页），因而有“杂志年”之称。在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以期刊为主要阵地的崭新的文化传播方式。随着期刊的增多，美学文章的数量也相应的增多。美学、美育类杂志，如《美育》、《曙光》、《艺风》、《美艺杂志》、《中国美术学会季刊》等自不待言，大多刊载了美学类文章，充分显示了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我国美学演进的崭新面貌。

现代报刊在美学的现代性转型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当时，大多数知名的美学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报刊。报刊与美学事业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与古代美学相比，现代美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因为新闻事业的发达，报刊成为美学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从而导致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美学追求高雅的观念在西方美学传播中的进一步消解，另一方面是“美育救国”等经世致用的传统美学观念在救国图强中得到演绎。当我们考察近代美学的发展轨迹时，可以看到它与现代报刊的关系密不可分。现代报刊鲜明地体现了现代美学的时代特征，集中反映了其时期美学创作和翻译的实绩和不足。较之古代图书的手工抄写和木刻线装，以机器复制、连续刊行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报刊给予美学发表和传播以极大的方便。可以说，近代报刊促成了中国美学传播媒介和方式的变革，并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开了先河。没有近代报刊对于美学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就没有现代美学的繁荣和发展，或许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还要延迟若干年。

专业性学术团体的建立是中国美学学科体制化最重要的标志，它预示着近代学术从此步入规范化、独立化的轨道。“专业性学术团体的创立，一方面，能使西学传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另一方面，学术团体内部进行的学术探讨、学术交流、创办的刊物有助于扩大西学传播的深化。”（注：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编：《张之洞全集》(第五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初期，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王国维、蔡元培等美学家的倡导，美学已经在思想界、教育界、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1919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美育会（注：中国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1919年冬创立于上海。由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姜丹书、萧蜕、胡怀琛等发起），是中国第一个美学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美学界有识之士不仅仅满足于口头的呼吁，而要趁五四运动的东风，借蔡元培的巨大声望，推动美学救国的实践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已经从个人单枪匹马的学术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

总之，由于受文化传播之影响，由于留学生们的推波助澜，美学东渐的过程呈现这样一种趋势:先个人而后集体传播，先翻译西方论著，而至编纂美学教科书，通俗读物，再至著书立说，进而从事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总之，无不体现了留学生在美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五、结论

西方美学之传入中国，是所谓“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传入和发展是尾随着西方思想意识形态、鸦片以及列强的坚船利炮而进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素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因此，在家国衰落、四面强敌的情况下，不断追求“老大帝国”的兴起，希冀找回“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尊。那些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对中西文化比较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危亡、国家衰败的忧患和民族兴旺、国家昌盛的梦寐以求，一方面以武装斗争抵抗并最终消灭反动暴力，另一方面自觉的向西方寻求唤起民众、振兴中华的真理，从而极大地刺激中国现代学术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不统一，常常妨碍文化的正常交流。但社会不统一，军阀割据，政治多元，却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新文化的成长留下很多空间地带。中国美学正是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是中国本土审美思想与西方现代美学理论全面地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蔡元培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注：《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全面而真正的完成了从学习制度文化到学习观念文化的转变，具有整体意义的西学真正开始了“东渐”。

以王国维、蔡元培为代表的学者，大多熟谙西方文化，精通多国语言，有的甚至留学的学习内容就是美学，他们凭借扎实的国学根底、满腔的爱国热忱，把西方美学思想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传示国人。他们通过长期的教学工作与大量的学术著作，把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中国美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留学生们良好的国学功底，深厚的外语基础，更因当时国门乍开，国人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惊诧和渴求，西方美学思想因而被不断地引入，不断地吸纳、消化甚至发展。

概言之，在近代民族危亡之际，正是近代留学生中的有识之士发现了西方文化中美学的价值，通过在传播知识、创建机构、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不懈奋斗，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美学学科的体制化，使中国美学逐渐走向成熟。

作者单位：澳门理工大学

责任编辑：张 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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