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明

作者简介：冯倩，女，（1986.7-），汉族，四川绵阳人。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0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研究。

中图分类号：O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张光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其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一生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张氏学术主要成就有二：一、开创聚落考古的研究；二、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本书是作者在所授课程中挑选出的讲稿而成。围绕着“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全书以“古代中国”——夏商周三代作为分析对象。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处理，因为这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既有文献可征，又有遗迹可寻的第一时期。夏商周三个王朝均是由不同氏族的成员所建立。实际上在中国早期，这类氏族可能百十成群，各自独具一套共同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始祖诞生神话会使全氏族获得一个共同名称和一个族徽（图腾）①。夏朝是正史记载的第一个政治王朝，其始祖为契。周为三代最末一个王朝，系姬姓氏族所创立。三代王朝既为姒姓、子姓和姬姓三数百个父系氏族都有自己的祖先诞生神话，但只有少数几个侥幸保存下来。王朝的兴亡实际上就成了众多氏族并存的政治疆场上各个氏族命运的盛衰。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几乎左右着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的特征。随着不断发展，大宗族分裂出越来越多的宗族分支。各分支宗族具有明确空间界限，其聚集核心，是城墙环绕的城邑。李约瑟（JosephNeedham）认为：无论古代的或者现代的中国城市，都“不是人口自然集中，资本或生产设备自然集聚的结果；它不单是，或者说本质上不是一个市场中心。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心脏，是行政网络中的一个结，是官僚（或）……古代封建领主的据点。”②就动机而论，城市构建其实是一种政治行动新的宗族一次在一块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新的权利中心。各级城邑之间的互动行为有政治结盟，贸易往来，攻伐交战，婚配结亲。

有关三代的可靠证据表明了：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景观中，分布着成百上千个为不同氏族和宗族所占据的城邑；它们按照亲族关系和居民互动模式，在政治分层系统中彼此联接在一起。城邑、氏族和宗族的分级分层，组成了一幅理想化的政治结构图。一般情况下，这个系统可能正常运转，但它的平衡终究是脆弱的。氏族内部的宗族也分化为很多等级，它们日益分散，相互间的地位差别日益缩小，变得相对而无明显的界限。换言之，亲族制本身已不能严格维持层序体系，不得不把其他因素引入这个平衡面中来。维持众多竞争者的政治平衡的影响因素诸多，最为重要的要数“功”和“天命”。

“功”简而言之就是统治者在位的作为、功业；“天命”指祖先、神灵的裁判，这种裁判，是以统治者的“功”为基础，决定着权利的归属者。“天命”是成为统治者的必不可少的，而巫觋便是获得之的必然手段。《诗.大雅.皇矣》：《尚书.吕刑》中记载的“绝地通天”的神话是关于古代中国巫觋最重要的材料，也表明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自天地交通断绝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利。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要获得“上天”的知识，还需配备两种必需品：“动物牺牲”与“祭祀用器”。即：天地之间，或祖灵及其余神祗与生者之间的沟通，要仰仗巫觋；而祭器和动物牺牲则是天地沟通仪式中必须配备之物。

在三代时期，最典型的“器”即青铜礼器。“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很多商周遗址，出土大量农具，但青铜制的农具却寥寥无几。”③青铜却被用来做兵器、礼器、装饰品和斧、锯等木工用具。由于当时生产力的限制，青铜的开采及青铜器的制造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使得统治阶层占有资源及技术成为可能和必须，也使青铜在至关重要的通天活动中，具有了无可比拟的意义。青铜礼器是明确而强有力的象征物：它们象征着财富，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财富，并显示了财富的荣耀；它们象征着盛大的仪式，让其所有者能与祖先沟通；它们象征着对金属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对于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利的独占。

“牲”，一方面是仪式中的动物牺牲，更重要的，是青铜礼器装饰艺术中最典型的动物纹样。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常常是（虽然并非总是）成双成对，左右对称的，在殷商和可能属于西周早期的少数铜器上，有人形和动物纹样共生的现象。④《左传》中楚庄王与王孙满的对话向我们说明了青铜礼器上的动物纹样意义：礼器上物的形象，是使人知道哪些动物是助人通天地的，哪些动物是无助甚至有害于人的。同时，占卜本身就是借助动物的甲骨来实现的，可见它们的确实沟通天地的工具。在文字发明后，作为艺术形式之一，文字本身也成为了沟通天地之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是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证明：商代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物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作为指导的权利。

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关键是政治权威的兴起与发展。而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也证明了：如果我们能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会大有裨益。这正是作者的初衷。书中作者将韦伯的社会政治观点，马林诺斯基的婚姻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分现象”都创造性地运用与研究之中。这种“兼通中西”的思想和方法正是《美术、神话与祭祀》的贡献，它为中国古史研究以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启发，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古文明，其复杂性不是单个学科或理论所能简单解释的。

注解：

① 《左传》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② Joseph Needham et al.，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4，pt.3，”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71

③ 陈文华，《试论我国农具史上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④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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