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形成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产业集群形成基本的方向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市场的，产业集群不可能在缺乏产业经济基础和特定社会文化的条件下人为生造出来。因此，政府既不能创造也不能驱动产业集群，而只能依照“自下而上”的原则由市场驱动自发产生。这种思想的背后是产业集群经典理论的新古典主义范式。

产业集群理论基础的新古典范式的内在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与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被嵌套在产业集群理论中。新古典主义把宏观的波动归结为在某些外生冲击发生时个人所采取的确定的合理行为。在这种思想前提下，新古典产业集群理论主要有以下基本立足点：

新古典产业集群理论倡导产业集群应依赖于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对产业集群的直接干预传统的集群理论认为，政府政策外生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的过程，政府的作用是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宏观运行环境，使市场能更好地发展出新的产业集群。因此，产业集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地方才出现。反之，政府对产业集群干预越多，对其发展越不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通过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保税园区等手段将生产要素集聚在某一区域，为集群内企业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以加快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与手段并不是根据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运作的，而是取决于政府官员的意愿。因此，新古典产业集群理论认为，由于集群内企业是行政撮合的结果，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将难以为继。然而，格罗斯曼一斯蒂格利茨悖论表明，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场效率和均衡无法相容。如果价格是信息有效的，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来收集信息并承担前期风险；而如果没有人去获取信息并据此决定其需求，新信息又不能被汇总或是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到资产的价格中，价格就不会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市场并不一定能够使产业集群形成集群创新力与竞争优势。

新古典产业集群理论的基本方法与研究思路是均衡产业集群中的均衡分析就是以企业为主的理性个体利益极大化为目标的求解过程。均衡是一种自治系统的定态，即对于一个给定外生变量的经济系统，内生变量不随时间而改变的状态。当外生变量和内在机制不发生变化时，系统状态将保持不变，没有内生变化的趋势。只有外生扰动发生时，暂时偏离均衡的系统仍会回复到均衡点。从方法论来看，均衡分析是照搬决定性的、时间可逆的经典牛顿力学的理论框架，只适用于线性系统。但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中的变化、发展与创新的要求使得系统本身不可能只是稳定的线性行为，而是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不稳定状态的演化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科的迷途在于，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误将优美—套上外表华丽的数学外衣一当作了真理”，“被完美而无摩擦的市场体系的海市蜃楼所诱惑。”在奥卡姆剃刀原则下，新古典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被过分简化到脱离现实基础的地步。一些削足适履的假设本身往往哪个都可以达到均衡的结果，而忽视了复杂性问题。新古典理论尽管看似是一个自洽而精致的逻辑体系，但却变得与现实毫不相干。因此，新古典范式的产业集群理论的适用性值得商榷。

总而言之，新古典产业集群理论不适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

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机制的非线性特征

产业集群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一种非线性机制，从而使得产业集群成为具有一系列非线性特征的动态复杂系统。这非线性关系会导致系统内部各要素并非满足简单的叠加原理，而是形成产业集群系统演化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行为与动态演化过程：

产业集群的锁定现象当非线性系统达到某个定态后，由于它在一定范围内是稳定的，系统如果不能达到临界阈值，将发生锁定现象。比如，在产业集群中，各企业之间的经营理念和愿景不同，在理性人假设下，市场效益最大化动机驱使单个企业之间相互独立，形成松散的无组织集中现象。集群内的冲突不断，集群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和集体行为的锁定将阻碍集群聚集创新效应的发生，集群无法形成有序的具有竞争优势的有机系统。

产业集群演化的不可逆性、分岔与路径依赖产业集群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没有时间的自治系统，而实际的产业集群演化具有时间反演的不可逆性。非线性动态方程一般都具有多个定态解，因此产业集群具有多个稳定状态。这多个定态的演变过程就是分岔。当外生参量发生变化并突破某一个I临界值时，经济定态的个数或稳定性发生变化，系统会随机地选择演化方向。即便产业集群演化的最终结果趋于定态，在没有控制变量的自由系统中，要达到最优或次优的定态也是随机的与不可预测的。在没有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一旦产业集群随机演化到某个状态时，这个状态就决定了未来可能达到的状态，这便是过去决定未来的产业集群演化的路径依赖性。

产业集群演化的突变性与混沌性产业集群的演化既具有渐变性又具有突变性。突变是一种分岔。所谓突变，就是当系统状态参量越过某一临界值时，集群性质发生骤然的、瞬时的和剧烈的跳跃性变化。渐变只是产业集群在某个定态周围的微小变化并不使集群发生质的变化。突变则是产业集群到达新的定态的关键。混沌展现了产业集群的内在随机性。混沌表明非线性系统演化的长期趋势无法精确。对于某些参量值，在几乎所有的初始条件下，都将发生混沌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初始条件将表现出各自独立的时间演化，即集群存在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产业集群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新古典的静态有序为平衡结构，而现实中的产业集群则是动态有序所形成的散结构。在耗散结构中，用熵来度量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负熵则是度量系统有序程度的尺度。耗散结构系统依靠参变量涨落发生突变达到新的定态并靠正反馈机制使涨落放大，从而为系统的有序演化创造条件。产业集群若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有序结构需要满足4个条件：

一是产业集群必须具有开放性。只有与外部环境保持交流的系统才可能维持负熵，即保持有序性。熵增原理告诉我们：孤立系统内部的任何相互作用和变化都会引起熵值的增加，使系统自组织的结果变得越来越混乱和无序，直至热平衡状态，系统也会随之瓦解。让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组织区域不断地与外界环境有选择地进行能量交换，以充分吸收外界输^的足够的负熵流，使系统向非平衡、有序的方向进化和稳定发展。产业集群本身就是处于宏观政治与经济的大系统中的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具有典型的耗散结构特征，与集群外部环境进行着能量、物质与信息的交流。

二是产业集群要远离平衡态。从平衡态到近平衡态再向远离平衡态时，一个开放系统在到达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时，一旦系统的某个参量变化到一定的阈值，系统有可能从定态进入暂态，

通过涨落发生突变或相变。于是，由原来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到一种新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有序结构，并以能量的耗散来维持自身的稳定性。耗散结构系统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就必须远离平衡态。在近平衡区内的系统状态是最为稳定的，这时的系统也最为无序，因此，要产生新的有序结构就必须到远离平衡态的区域去搜索。当产业集群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时，内部某个参变量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达到临界点时，系统某一点的微小涨落就会通过正反馈放大机制而涨落，从而为系统演化进化提供了可能。这个过程不断重复而不断打破集群内部的平衡，从而防止锁定现象发生并促进集群的演化。

三是产业集群具有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只有在系统的各个组成元素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时，系统才会涌现出新的性质。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与竞争优势依赖的就是集群的涌现现象。系统非线性特征会导致系统产生竞争和协同两种作用。竞争是通过优胜劣汰的企业自然淘汰来实现，而协同则依赖于集群中各个企业的联合、合作、共赢的协调机制来实现。

四是产业集群具有涨落现象。涨落既是对处于平衡态系统的破坏，又是保持系统稳定在平衡态上的动力。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要通过涨落来驱动。涨落既可以是系统内生扰动的内涨落，也可以是环境冲击造成的外涨落。系统受到扰动或冲击后，涨落可以使得系统恢复到平衡态，也可以通过正反馈机制得到放大从而逐渐远离平衡态，最终改变系统状态变量使系统发生质的变化。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建议：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产业集群的发展很可能会走入锁定的陷阱比如，直到广东省政府提出“腾笼换鸟”政策之前，以东莞、深圳与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工业区发展已有30多年，大部分企业却始终停滞于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代工的产业阶段，始终无法涌现出大量的创新企业或产品品牌。因此，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区域特点，制定科学的规划，在规划的指引下来推动产业集群健康稳定地发展以防止陷入锁定陷阱。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与初始阶段的情况密切相关因此，产业产群培育与形成需要政府的引导、呵护与支持。比如，日本主管各个产业的官僚机构经常对产业实行保护性的、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以保证企业顺利成长。政府也一直用各种产业政策大力促进出口。通产省通过扶植大企业的方式提升战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由于路径依赖性与分岔，在产业集群转型或升级的突变或转型的重要阶段中，政府有必要提供政策、资本与智力上的支持与引导，以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起到战略性指引的作用。产业集群内部的渐变机制需要政府的协调。微观层面是产业集群，宏观层面则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没有政府便无法推动。比如，日本将就业制度、分配制度与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的渐变机制。

产业集群与集群企业都要保持开放性，需要与外界交流人才、能量与信息这需要政府建立良好的人才交流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政府建立公共平台来推动集群企业之间、企业与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推动建立紧密的网络关系，促进集群内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强化企业间的依赖关系。但是，集群创新性的技术与管理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以外部引进与吸收为辅，不能完全依赖于集群外部的输入。因为，创新的实质是集群企业专有的能力而不是创新的结果。这种创新的能力属于缄默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获得。比如，日本和韩国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与国内市场，不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并以产业行会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的制度或机制协调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政府支持企业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机制，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为基础促进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

产业集群中的各个组成元素具有非线性的关系，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导致系统整体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分岔。因此，政府有必要维护产业集群中各要素的稳定性以达到按照一定的方向与预期来培育产业集群的目的，同时让集群中的主体达到协同共赢的局面。比如，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平衡。它通过实现经济平等来扩大内需，并促进从所谓的阶级社会向民族社会的过渡。日本企业管理有三大法宝，即终生雇工制、年工序列型工资，以及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这些制度性安排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维护了企业与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即便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与为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不惜采用可能导致社会严重不稳定的大规模职工下岗的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宁可以产业转型缓慢为代价却始终没有让企业大量解雇工人。同时，日本政府在集群与企业的治理层面上特别重视推动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密，交易成本低。

总而言之，在推动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中，无论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作用是内生的，政府的各种行为与政策只有内生化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中才能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

(作者为知名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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