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渼陂民居及其文化表征

濮陂村位于江西省吉安市东南部，赣江支流富水河(亦称王江)南岸，古为庐陵县纯化乡七十六都，现属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管辖，是政府所在地。南宋初年，濮陂开基祖梁仕阶带领族中子孙，由庐陵纯化乡七十六都甲村迁居濮陂，始建村。基祖从绅公至今，历传了33代。

濮陂村现有民居，一部分为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的古旧建筑，主要集中在《芗城梁氏宗谱》图记原址；另有一些建于20世纪50至80年代的旧屋，零散分布在古村外围，即古街西北末端富水河西岸，也有少量夹杂在古村的古旧建筑之间；更多现代建筑则坐落在村外西北等公路两侧和周围山上。古民居相对集中，几无后代大规模的修整，所以得以按原貌保存数百年。部分新民居，也多做成传统的穿斗构架，硬山烽火墙，古香古色。称为“新农村”规划的新建住宅，外观上也吸收了某些古建的风格样式。濮陂原有的区域被大大扩充，各新增民居地区呈现了相对稳定的生态，但分离出与古村老区不同的品质。

濮陂从南宋开基至今，在地域空间上有了更多的扩展，“新农村”规划房已成型，原有古村却越来越孤零。那些伴随中国历史进程的建筑遗迹，不仅在风格样式上表现出特有的气质，其中被风雨斑驳的装饰图案，也反映出由传统秩序向新政权转变的特征。曾经作为宗族文化表征的村落规制随时代变迁有了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表面装饰的变化，还有更深层的由乡村经济与集体意志合力影响的文化变迁。从装饰视角观察民居规制，旨在理解与当地民众生活细节相关的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如何可能构成村落史的另一种描述。

一、《漠陂村图记》描写的遗迹

梁氏世家本一历代学仕之宗，来由久远。先是虞臣伯益，后历夏商周三朝，散处天下不可尽知。自汉永嘉中至南朝梁武帝天监公十二传，南唐徵仕郎胜用公封安定侯，居江陵徙泰邑。《西昌花园》记倪氏生子六，以龙为行。龙二郎居泰邑梁家巷，十六传至信可公，徙娄冈生子二。长子叫永夫，分徙门前柳溪，是为门前柳溪基祖；次子名远夫，徙本里之寨头，为清陂基祖；龙四郎由泰邑徙甲村竹筱寨，七传至从绅公，徙陂头寨上，是为濮陂基祖。

民国七年(1918年)，梁氏嗣孙凤冈提到他家曾藏一旧镌版濮陂村图，他对渼陂的实际观感是：“见夫紫瑶南耸，芗峰东立，王江北绕，华盖西峙，而渼陂居中心之点”，他眼中的濮陂乃“一大村落，合环近邻，村人稠烟密，鸡犬相闻，殆昔人所谓人杰地灵者欤!”，这是发生在是年夏月榖旦，四房将竣工之时的事。

梁凤冈所作《渼陂村图记》详细描述了渼陂的村落布置，依次提到了数处祠堂、庵舍及书院，如孝友堂祠、节寿堂祠、永慕堂、严敬堂、清隐堂祠、安志堂、求志堂、古槐第、启明堂祠、洪庆堂、崇德堂、文思堂、万寿宫、达尊堂祠、急公祠、节孝祠、福神祠、仓圣庙、关圣庙、土地祠、铜窝庵、地藏阁、渼陂书舍、观音堂、养源书院等，其中部分祠堂现在仍然留存。这种以祠堂为地标认知的描述，凸显宗族文化在濮陂的现实影响力。梁凤冈说渼陂：“龙发脉于紫瑶，辞楼下殿数十里，自南方穿田而来”，依据其图记可知：“稍转由东方入村，为孝友堂祠，凡两大进，祀文达公，即特元堂房祖也。其左有旧第，门额为‘集东光辉’。”现存孝友堂建于明代中期，后有修葺，为二进砖木瓦结构，建筑面积404.25米，高9.5米，字牌有“科第传芳”，祠堂内外有对联6幅。

又：“由孝友堂右西行，为节寿堂祠，凡三大进，祀文珍公，即节寿堂房祖也。祠门旧匾日‘会南正气’，祠外余基宽亩。再西行有古井，附近村人皆取饮其中。”现存节寿堂亦建于明中叶，二进砖木瓦结构，高9.7米，地基长宽分别为36.3米、13.6米，建筑面积493.68平方米。

又：“下数武为永慕堂，即濮陂合村宗祠。祠共三大进，后为寝堂，祀基祖仕阶公。两侧房为私塾，附近蒙童皆肄业其中。旧祠两进，咸丰辛酉(1861年)买余基再增后进，即今之寝堂，光绪乙酉(1885年)，余先从伯冀臣、余先胞伯经堂，重修两家谱有记可考。己卯年(1879年)又复重修前两进，将门外余基及大塘扩充左右，树木障碍者一概剪伐，旧有之菜土砌作道路，门外古塚为本村各房祖茔，其有阻塞道路一概削平，眼界一新，大有可观，董其事者，则余从父兄凤歧、从克凤翥、凤韶，再从堂叔鸿魁、树德，从弟凤滨，胞弟济族，叔祖自申，族蛭观海、兆洲，费尽万金。”梁凤冈在上文中提到了永慕堂增扩建及重修过程，表明其家族与宗祠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参与建设的力度和贡献。现存永慕堂遗迹是濮陂最重要的古建筑之一，也仍然是村民举行节庆、议事等重大活动场所，也是游客参观的主要景点。

又：“左边厨房，抽大巷通后巷门，使气不闭塞。厨房前为严敬堂，门额曰‘诚意斋祠’，一进，祀才甫公，即八世祖二房也。”目前严敬堂已不复存在。

又：“其右为西房，有清隐堂祠，一进，祀茂甫公，即八世祖三房也。”清隐堂曾毁，已干2006年复建，为水泥仿古建筑，难见神采，现在堂内辟农家餐厅，经营旅游为收入。

又：“永祠后稍左为安志堂祠，两进，祀清甫公，即八吐祖长房也。由安志堂左巷北行曲东复北，为求志堂，面北祠，两大进，祀止轩公，即求志堂房祖也。前有围墙，左为古槐第，东向对芗峰若文笔。后即启明堂祠，一进，祠启明公，谱讳光曙公，即启明堂支祖也。求志堂后进右为洪庆堂，南向祠两侧，祀本轩公，即洪庆堂房祖也，房有旧额日‘芗山毓秀’。洪庆堂左前行转西，为崇德堂，祀文英公，崇德堂房祖也。由古槐第东行百余步，为文思堂，北向祠，两进，祀钦文公，即余祖也。”

文中所说安志堂、求志堂、古槐第、启明堂祠、洪庆堂、崇德堂、文思堂等数景，惟求志堂、洪庆堂和古槐第被作为重要景点开放经营。现存求志堂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鸿岁乙末秋吉日重修，二进砖木瓦结构，有石柱12根，石刻对联9对，上栋有镂空木雕屏12块，“轩公祠”石刻牌匾1块。中堂石雕神台用红石材料，雕刻花草图案，精美大方。祠内中堂左右两侧门楣题“馒然见”“忾然闻”。其他字牌还有：“馒馒乎见”“气忾乎闻”“春祭秋享”“永庇千年”“致恭”“尽礼”“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穆穆厥声”“濯濯在灵”“老吾老”“幼吾幼”等等。祠内天井前廊仰顶绘《百少图》，描绘年少百子寓乐于教的场面。后厅仰顶则绘《百老图》。堂前照壁：内侧字牌为“受天百禄”，对联书“天高地厚难报祖德宗功”，“雨润日暄培植兰馨桂馥”；外侧字牌为“多留余地”，对联书“墙高却能窥宗庙之美，地广尽堪容驷马之车”。祠堂内外有联句12幅，联中大多嵌入“求志”二字。

洪庆堂(即本公祠)，现存“本公祠”石刻一块，长1.57米，高0.44

米，建于清代中期，二进砖木瓦结构，石柱四根，规格20米×12.2米。字牌有“起敬”“存诚”“紫气东来”。祠内有楹联2幅，皆嵌入“洪庆”二字。

渼陂古书院现存五处，分别为文昌阁、敬德书院、明新书院、振翰学舍和养源书院；另有属“达亿”家族”0所建的“又新书院”，该院位于铜窝庵右侧，建于明末，已毁，以及书斋名教乐地等。太常博士梁昭伯、江州教授梁君庸等一批文学士人系出该村，古代渼陂梁氏信奉“耕读为身家之本”，倡建众多书院似乎与此不无关系。其中敬德书院、明新书院、振翰学舍原皆为家祠。

敬德书院即家祠“文思堂”，建于清中叶，两进砖木瓦结构，建筑面积339，48平方米，是苏维埃政府总工会旧址，至今仍留存不少红色标语，有很多描金木刻被盗或破坏，也保存了一部分属“达亿”家族所建。

明新书院即家祠“达尊堂”，建于清中晚，砖木结构，建筑面积235.72平方米，属“四大家族”共建。有字牌：“明新书院…乐天知命”，门前有一联，并嵌入“明新”二字。

振翰学舍即家祠“时和堂”，建于1852年，砖木瓦结构，有雕屏和花窗，部分已破坏。建筑面积379.8平方米，有一排学舍。属“三义”家庭所建。字牌为“振翰学舍”“翰墨林”，内墙书“时萃和气”。

名教乐地，曾为书斋，建于晚清砖木瓦结构，建筑面积116.25平方米，是毛泽东旧居配套建筑，所传主席常在此看书，与旧居前一魏氏老秀才于屋中点书，切磋学问。字牌为“艺圃光华”，中间绘《鲤鱼跳龙门》，对联书“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

文昌阁，俗称“八角楼”，建干明嘉靖年间，为3层飞角挑檐，坐南向北，砖木瓦结构，建筑面积128.4平方米，有损坏。它曾是文人学士交朋会友、读书观光的胜地。红四军总部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转驻陂头期间，常在此举行小型会议，此地也是红四军重要的联络点。

建于晚清的翰林第则仍然住着原主人的后代，当年这所梁家璋受恩赐翰林的纪念建筑，似乎至今还散发着“集东光辉”和“爽气宜人”的字牌墨香，无论是“集思广益光迪前贤资擘画，东作西成辉生比屋庆起穰”“翰墨姻缘风流自赏，林泉啸傲宠辱不惊”，抑或“口谷灿红霞光腾万丈，函关来紫气和蔼千家”——翰林第楹联所表，犹言春种秋熟，意在放歌长啸，傲然自得，宠辱不惊。

二、永慕堂装饰及其他

永慕堂(即梁氏宗祠)始建于宋初，元季毁于兵燹，明正德已卯(1519年)重建，重修于崇祯四年(1631年)，再修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同治年间几度重修扩建，最后重修于光绪己卯(1879年)至民国四年(1915年)，堂屋挑檐，门楼书“翰林第”三字，匾长1.36米，高0.48米。两层三进，砖木瓦结构，长62米，宽19.7米，面积1221.4平方米。民国七年戊午季夏月(i918年)梁凤冈在其《濮陂村图记》中记有永慕堂的修建经过。

祠内有石柱34根，木柱24根，石刻对联20条，门口有红石狮一对、红石鼓一对，石鼓为明代石刻，上圆下方，鼓前上方有座狮，下刻云水纹及圆形龙凤图案，高1.19米，宽0.77米，厚18.5米，基座长1.33米，宽0.37米，高0.37米。

正门门楣镶嵌“梁氏宗祠”石刻牌匾，匾长3米，高0.84米。大门后原有“唐源名宗”牌匾。两侧偏门门楣以堆泥彩塑装饰，分别有“讲让…型仁”，门后上楣亦有扇面式浮雕，上书“左宜”“右有”。祠堂两侧墙面有牌坊式门头开合，分别悬“出则孝”“入则悌”，并以田园风物为题材作堆泥彩绘。门廊上方左右分别绘有《梧高集凤》《松鹤遐龄》，中间绘《鲤鱼跳龙门》。中、后栋有石刻围栏，石围栏总长19.5米，高1.3米，有10块石雕板，12个石柱组成，平分两组，刻有戏文典故和吉祥鸟兽，如龙、狮、麒麟、白驹、鲤鱼等，所有石雕石刻均用红石材料。上方藻井绘《太师少保图》，绝大部分精美雕刻梁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中栋二侧有“忠、信、笃、敬”四个大字，板壁后面书有“朱柏庐先生家训格言”，顶棚均有绘画。祠堂第三进门楼书“对越在天”四字，其牌坊式门楼装饰极尽雕刻之功，能见由“福”“禄”“寿”“囍”和麒嶙等多种圆形祥瑞装饰图案，处处彰显儒家文化和民间道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内设祭祖龛坛“孔寝安”“永慕堂”巨匾悬在中堂正中。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梁氏宗祠曾为“红四军军部”及“四三分校”旧址。民国四年(1915年)重修保存至今的永慕堂，堂内楹联共计25幅，大部分嵌入“永慕”二字。如：“宝柱擎天，鳌头直顶乾坤秀；文星焕斗，风羽高腾日月辉。…‘肇基于斯，喜紫瑶左峙，芗城侧横，本地名山钟灵秀；发祥有自，看渼水南来，王江北绕，中流砥柱汇渊源。”“宗风永丕振，景仰前哲千乘候，谟烈远贻，庆泽孔长绵万世；祖德慕无穷，裕垂后昆数百户，和亲相乐，生齿虽繁是一家”等楹联旬意，彰显仁义礼德，实质是乡绅精英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外化之迹，旨在强化宗族权势。

可以想象，在强调礼制的时代，即使是一个小村，宗族文化是如何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人们被规训的同时，也已自觉参与到村落有序的发展中。

渼陂自开基以来，宗族传统、乡绅权势和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它的发展，第一次土地革命和土改运动时期，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渼陂也因为中国的“革命”，而逐渐改变着自身的塑形轨迹。作为旅游点而开放的渼陂，其“红色”印记，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村落历史叙事的一部分。

如今，岁月风尘掩盖了古村的绰约风姿，但梁氏后代依然平静地固守着家园。渼陂现有住户五百八十余户，两千四百八十余人。但平日能见的原住民并不多，听说青壮劳力大都外出务工，原有的朗朗读书声也远离在古村外，一部分村民住户也已搬离古村原址。笔者自2006年用文字、绘画与图像的方式记录渼陂至今，仅见妇幼老弱者留守着这座诗词书画、家训、楹联、警句比比皆是、仍飘着淡淡墨香的历史文化名村。

三、檐墙画：民居外观及装饰

渼陂老民居，为典型的赣式建筑，穿斗构架，青砖灰瓦，庄重典雅与俭朴实用是其总体风格。房屋用料考究，牢固耐用，民居墙体皆以尺寸较大青砖平叠砌，多数直至顶脊。木柱多为圆形，亦有方形，均用料较粗。室内地面以青条砖平铺，有的楼板上再铺以砖层。不少民居，檐头有彩绘或墨绘，题材为花卉、禽鸟、博古、诗文等。

古村现存明清时期的老房子包括：仁贵屋，建干明代，面积43.72平方米，有精美雕屏和顶棚，保存完好。仁禅屋，建于清代，面积130.2平方米，浮雕顶棚，金光闪闪，檐口垒花最具特色，后檐尤佳。兴钊屋，建

于明代，面积43.72平方米，雕屏精美，保存完好。仁灿屋，建于清末，雕屏，木刻较多，但未油漆。家璋翰林故居，面积120.84平方米，为清中期偏早的5树3间砖木结构建筑。梁坊构架穿斗式，但前额枋做成月梁式。隔扇的隔心，均为精致繁缛的透雕，漏花窗亦为透雕万不断和人物故事，皆描金，整栋建筑保存完好。另有仁坎屋，建于清，面积52.2平方米，木刻家训较多。仁者屋，建于清中叶，面积122.64平方米，有二扇木雕房门，“仁善堂”、“训仁讲善之室”木刻字匾各一块。昌鑫屋，建于明末清初，面积75.25平方米。昌渼屋，建于清早期，面积165.6平方米，高7.1米。必驷屋，建于清，二进砖木瓦结构，面积203.15平方米，雕屏较多，但被盗不少，存留6块。兴会屋，建于清中叶，前是店房，后是家宅，面积297.18平方米。礼源屋，建干明代，面积127.7平方米，有刻花雕屏。昌钰屋，建于明代，有雕屏和雕花神台。还有凯红屋，建于清代。小况屋，存有雕花等。这些房屋整体结构完整，门楣、门罩和题额装饰残旧，但无大损，字迹可辨，尚有檐头彩绘或墨绘，室内空间结构无大改造。

渼陂大多数老房子屋檐下有用墨或用彩绘制的书画，彩画中的石青、石绿鲜艳如初，清晰得让人以为是新添之迹，如彩绣般堆砌的浮雕依然附着墙上，图绘内容隐约可辨田园诗情及风月景致。古村有新旧不等的房子便有了新旧不等的儒雅墨香，徐徐清风从各家墙檐而过，将墨香飘散在时空中，画中高人贤土、侠客英豪、俊才仕女、神仙隐士、祥瑞花草各不相同。

墙檐倾斜在高处，并不实用，通常粉刷成白色，自瓦当以下形成一条一尺左右高通体与房屋等长的细长饰带，宛如檐下画廊，有的作为一个整体，有的则依次以边框的形式分割出若干板块，图绘山水、花鸟、诗词、人物故事等，怡情抒怀或寓教于图。作为一种建筑装饰，不仅显现为制作者的艺术修养，还传达出房屋主人的风雅喜好。

书画题句凸显屋主人风雅或标榜，画工则在附和屋主人的喜好中，以自己娴熟笔法表达着率真，隐约可见朝代更迭所洗刷的风尘。如王维《山居秋暝》等唐诗幽暗地藏在残墙上。各类风格的书体，几经风雨驳落，显现韵味，这些抄录或自创的古诗古韵，与诸如“拟高太史天地石壁歌意画仿黄鹤山樵”“举案齐眉”等人物故事、书香案头清供或甚为少见的军旅人物图像等图画内容间隔搭配，形成一个连贯的视觉意象。

新时代的房屋墙体沿袭了这种装饰样式，诗画内容则被“虚心学大寨，力争上游…要使山河听话，不向旱涝低头”“红太阳光辉照大地，毛泽东思想育新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图多伟大”等取代，与之相匹配的是一些山河壮丽图和莺歌燕舞花鸟图。

墙上另一类书写，还包括保留至今的八十多条“红色”标语，例如：梁昌浦屋东墙上“白军弟兄不要替军阀挡炮灰!”梁仁善屋东墙“活捉张辉瓒进攻蒋介石就是为白军弟兄谋解放!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官长来当红军”，敬德书院院内外墙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保卫苏维埃!”以及“欢迎白军兄弟打土豪分田地”“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武装拥护苏联!医治白军伤兵!”等，这些标语口号最初并非出于装饰美化的目的，也不像屋檐或门罩题额上的诗文图画用来表达屋主人的崇尚或喜好，甚至也不是村民乡俗的文化表征，而更主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为干预的结果，与渼陂原有文化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但是，濮陂房屋作为书写载体，使得这些与历史上的渼陂民众生存相关的信息得以传播，并已然成为一种特殊的“装饰”，成为村落史阅读的一部分。如今，这些革命遗迹在视觉上越来越模糊，包括梁昌衡屋和其他老墙上留存的整块白底黑字的毛主席语录等“文革”痕迹，只是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的点缀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它们在濮陂后人的记忆中也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农民获得幸福”“‘两基’工作是一项富国强民的伟大工程”“全民动员抵抗‘非典”等，更多关联当代中国民众的口号、标语重新书写在墙面上，居住在其中的村民，依旧以自在的方式，将旧习俗与新风尚化解在日常生活中，延伸出属于他们的新秩序。

四、门罩、题额及另类门神

唐宋时，翰林学士、奉旨等官朝见皇帝时，立于镌有巨鳌的殿陛石正中，因称入翰林院为上鳌头。清光绪九年(1883年)，渼陂梁家璋被钦赐翰林院检讨官，故永慕堂大门首联即有“宝柱擎天，鳌头直顶乾坤秀；文星焕斗，风羽高腾日月辉”，其上悬“翰林第”匾牌。对联旬意旨在传梁家璋之美誉，并借文曲星与北斗星相辉映，来称谓渼陂人文荟萃。古村现仍保存着梁家璋家宅，其翰林第门楼坐西向东，石木瓦结构，面积为40.29平方米，“翰林第”为石刻，其上悬挂镌刻“集东光辉”的牌匾，后有“爽气宜人”的字牌，是梁家璋受恩赐翰林的纪念建筑。

嵌入式堆泥塑描金“翰林第”题额，底色为青绿，边框四角装饰堆泥蝙蝠造型，边框正中上下，用同样手法分别装饰蝙蝠和双龙图案，门楣装饰两块圆形“乾”“坤”青石花卉图案，门柱饰以对联：“集思广益光迪前贤资擘画，东作西成辉生比屋庆起穰”，两侧自上而下装饰多块堆泥彩画，如：花鸟题材《独占鳌头》、案头清供瓶花折枝《菊同隐逸之士》等，侧墙也有数块横批式或扇形书画装饰图案，如“化日丽光天曙色帘栊开锦绣”“麒麟凤凰出处皆为世瑞”等，诗词句意及图画意涵明显表现为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交混的痕迹。

明清至20世纪，渼陂绝大部分民居的大门门楣上方有门罩或题额。门楣前厅，重点装饰，用材多为红石，雕刻孝经人物或吉祥图案。门罩多为单楼，间有三楼，均飞檐翘角，一般砖构，少量木构，以砖雕、古雕、木雕及灰塑等手法装饰。题额通常四字，多墨书，亦有石刻。字句内容与屋主人的文化崇尚有关，如“裕垂后昆”即源自梁氏宗祠内的一幅对联：“宗风永丕振，景仰前哲千乘候，谟烈远贻，庆泽孔长绵万世；祖德慕无穷，裕垂后昆数百户，和亲相乐，生齿虽繁是一家。”有的则附庸风雅，如濮陂村8l号，屋题额“文移北斗”。

有的以此来倡导一种风气，如位于古街上现作为“渼陂古床展馆”的一栋老屋，题额为嵌入式堆泥塑“文明丽正”，两侧为堆泥彩塑花卉图案，边框用花青绘花卉装饰图案。有的则据此彰显屋主人所认同的社会理念，如梁凯红屋题额墨书“道德居”，等等，这些较老旧的房屋，包括檐下彩画或墨绘，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偏向传统，明显继承了明清以来的文人画笔墨传统。

题额有作为主题统摄整栋房屋外观装饰的功效，不仅因为其位置特殊，成为较强烈的视觉中心，也

缘于画工与屋主人将题额内容与檐下书画题材匹配成一个整体，从而获得相互阐释的视觉意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门头装饰，一方面可以成为屋主人处事原则或价值取向的象征，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一定时期的人文风尚。

题额也反映了濮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轨迹，如摸陂村122号屋的题额“灭资兴无”和门上漆书红底金字“听共产党话，读毛主席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檐下书画装饰，尽管曾经只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中的局部体现，但这种私人空间被集体意志干预的印记，为濮陂村落史的书写提供了超越行为本身的想象。题额实际上有作为思想指南的意义，对当时民众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见诸干“文革”后期的“跟着党走”“以农为荣”等题额，似乎还能看到这种标签式的装饰风气在1976年之后的延续和转向。

如今居住在这些古旧屋中的村民，大多物质生活水平较差，且多以孤寡遗老为主。大部分老房子已成为空室，惟有高悬在门头的镜子、剪刀、尺子、书本、松柏折枝，抑或一些人面怪兽独守风月。显然，这是与门神功能相似的辟邪止煞、逢凶化吉之物，不妨看作特殊的“装饰构件”。

民间信奉门神，由来已久。《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皆有门、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可见自先秦以来，上白天子，下至庶人，皆崇拜门神。王树村先生指出：“门神”二字，始见于《礼记·丧服大记》。郑玄注：“君释菜，礼门神也。”《礼记·月令》又载：“孟秋之月其祀门。”注：“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门神”图像包括历史人物。天仙仕女、儿童以及虎、猫、公鸡等，各种不同的题材形式，且传之有序。门神画艺术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继彩陶艺术之后，绘于门扉上起装饰作用的早期绘画形式之一。对建筑而言，“门神并不是建筑大门上的一个构件，它只是一种带有特殊意义的附加物，它们被贴在大门上，又以其形象和色彩成为大门上的一种装饰，尽管它不是大门的一个固定部分，但是门神已经与大门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分割了”，因而门神是大门上不可或缺的符号。考察门神及门神画历史可知，门神是由门作为建筑构件之后，人们对居所赋予的神灵崇拜，及其心理转换导致的传统习俗与文化演进的建构结果。

有些渼陂民居的门楣或窗户上能发现一种被称为“吞头”的挂件，樟木雕刻，造型与老虎相似，头上有角，面目狰狞，通常与圆镜搭配一起使用，有驱妖制恶作用。有的房屋门楣悬“金玉满堂”铜钱红线装饰挂件及八卦镜，与室内瓷板

“三星高照”中堂画一样，分别照映出屋主人不同的精神诉求。

分布在渼陂古街的老房子空间结构与古村老民宅有所不同，古街的老房子更主要作为铺面功能而存在，历经变迁，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其中部分房屋被改变为公共空间，之后，房屋又几经易主再作为居所。因此，这类房屋门帘装饰，既有残留在原建筑护耳墙面的商埠字号等墨迹，也有作为民居时屋主人为寄望神灵，看门护院、驱逐邪魅等祈福纳祥习俗的保存，传统门神画和开门大吉等节日对联是这种习俗较普遍的延续方式。据史学家考证，门联在唐代就有，早期门联即带有镇妖防魔的作用。如今，大凡节日，濮陂绝大多数民居的各种大门、院门、楼房门，甚至牛棚、鸡窝等等各种“门”上都会贴自己书写或买来的对联或单联。

最近新建房屋由于受制于古村保护的相关规定，在外观及楼层要求上要与老房子保持一致，“新农村”规划出现之前，在古村之外，无论新旧，房屋建设并没有统一风格，这类民居，在功能上已有所变化，它们大多数临街而建，二三四层不等，正门通常较大，宽大的门整日敞开着。民宅与商道互为整体，高矮不一、新旧不等的房屋，间或保留了几幢农村合作社时期的“遗迹”，如今有的荒废，有的被借用，依旧显得疏朗朴素，保留了那个年代既端正又漫不经心的行为印记。笔者曾在一栋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民居檐下窗户上，发现一个圣诞老人塑像，屋主人以此来替代原有的神灵偶像，并借它来辟邪。对屋主人而言，现代消费制品同样可能成为新的门神符号。

对于有新民居规划性质的渼陂新村而言，由于建筑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即通常作为主体结构的大门被院门包围，“家”相对退隐在后，房屋内在空间布局上也分散了居所主次的严格区分，门更多时候是作为空间分割功能而存在，因此，门神对于此类房屋传统意义的表征越来越微弱。门神和门联，以及门上辟邪、祈福、祭神、应时装饰等物件，更主要作为“门饰”的娱乐喜庆成分有所增加，传统秩序在新的装饰形式中，也因此有了新的延异。

五、结论

在某种程度上，乡村现代化表现为对传统或传统秩序的瓦解和重构。依宗族权力规制的原濮陂古村与后续增建房屋，在建筑样式及其装饰风格上，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随时代风气添补或删减了一些新的装饰内容，从中透析出渼陂民众在个人修养和集体生存意志等因素影响下的变迁轨迹。

送神，《兴安》曰：“珠幄埙黄，神既燕娭。监观于下，福禄来宜。云车风马，神保聿归。启佑我后，福禄来为”

酌献，《考安》亦云：“假哉皇考，必世后仁!嘉靖我邦，与物皆春。之纯之德，克配穹晏。余庆渊如，佑我后人。”渼陂古村一栋百年旧屋上仍留存有“佑我后”的题额，不妨看做是对其中辞旬的挪用，屋主人以此来装饰门面，可能与渼陂曾经时兴的宗祠文化有关——那些祠堂楹联或民居厅堂家训所普遍沿袭的旧有文化秩序，在儒、释、道合力规训下，居所装饰作为一种潜在并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民众包括审美在内的精神诉求，以及对这样一种情形接受的自觉。同样，村落史意义上的任何装饰，本质上也是与民众生存环境相生的物质存在，民居作为装饰载体，使得习俗、信仰和国家意志同民众生存空间可能产生潜在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附着在渼陂民居上的“装饰构件”不仅是装饰本身的历史，还有装饰作为装饰主体的行为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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