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及其相应对策

摘 要：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涵、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测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以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等进行梳理，并提出对策建议，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从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群体本身四个层面进行推动。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综述；障碍；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11-22（7）

1 如何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一般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与状态（杨瑾，2008；吕柯，2004）。有研究者则明确概括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等（段学芬，2007）。田凯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性分为三个层面：最基础的是经济层面，即职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社会层面；通过社会层面的交往才可能达到观念的转变和文化认同以及心理上的归属感，即文化和心理层面（田凯，1995）。朱力认为，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农民工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融合与适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加主动、积极的意义”（朱力，2002）。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诠释，代表的观点有下面几种：

1、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获得现代性特征的过程（李培林，1996；江立华，2004）。

2、从社会化、再社会化的角度出发，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为，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具体而言包括，社会生活技能、社会规范、个性气质等方面的再社会化（李珂，2006；朱虹，2004）。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城市社区和城市群体的行为规范、文化以及价值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积极性较高，融入程度相对第一代农民工也要高；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原来在农村完成的社会化成果基本上已不适用，如果不能在城市完成再社会化，就会因为与城市居民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的差异而使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不管是短期在城市打工还是长期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完成再社会化，抛弃他们所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形成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3、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有的研究者则直接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在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吕柯，2004）；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农民工的城市性的获得过程，它包括，职业上从农业劳动转向非农业劳动，社区上从乡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流动，身份上取得城市户口，生活方式上积累城市性，形成城市生活方式（王兴周、张文宏，2008）。

4、从行动社会学或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理解为从乡土世界到城市世界，从想象世界到实践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农民工在行为与价值观等方面界定与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过程（符平，2006）。

5、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及心理等层面的融合。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并非单方面融入的过程，而是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的过程。任远等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任远、乔楠，2010）

2 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衡量标准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量

如何衡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目前学者在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中大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城市融合进行评价，指标也有差异。

杨绪松等从居住情况、在城市受歧视程度、方言掌握程度、交友意愿、困难求助对象和未来打算以及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情况等角度分析深圳市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合状况（杨绪松等，2006）。 杨黎源从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居选择及安全感八个方面来分析宁波市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合状况（杨黎源，2007）。王桂新、罗恩立则从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社会关系融合等维度分析上海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关系融合包括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互相评价和接纳情况、农民工在困难时求助对象和市民的帮助意愿、农民工和市民对放开户籍限制的态度、农民工对自身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认同、农民工和市民对城市和彼此的安全感等方面（王桂新、罗恩立2007）。韩克庆从劳动就业状况、农民工的人身权益、农民工的政治权益（参加工会情况）、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五大方面分析苏州市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状况（韩克庆，2007）。张文宏和雷开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社会融合的内涵包括职业稳定程度、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程度、亲属相伴人数、身份认同程度、添置房产意愿、拥有户口情况、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研究将社会融合归纳为文化、心理、身份和经济四个方面的融合。结果发现，新移民总体融合度偏低，移民的心理和身份融合较快，文化和经济融合相对较慢（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晖、江波则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经济融合状况、政治融合状况、公共权益融合状况、社会关系融合状况五大方面来分析西安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杨晖、江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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