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反贫困与民俗学研究思考

【摘 要】贫困作为“穷人”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也是一种文化存在。当前，在国家及社会的反贫困行动中，有关“贫困与反贫困”“减贫与发展”的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领域。民俗学具有认识和理解贫困问题的独特维度，应当将贫困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从学科立场出发，积极探索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实践学科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及时代担当。

【关键词】贫困;贫困治理;民俗学;参与路径

【作 者】张翠霞，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讲师。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136-007

选题的由来多半来自日常工作实践。2013年以来，由于工作需要，笔者开始接触并从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研究，长期在云南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区① 进行田野调查。作为一名经受民俗学专业学科训练的研究者，笔者一直思考：民俗学学科应当如何参与到扶贫开发行动中去，并在国家反贫困及贫困治理中作出学科应有贡献？目前，民俗学有关贫困、反贫困及贫困治理的研究相当乏力。综观学界研究现状，“贫困”大多被民俗学研究者视作群体或个人的一种生存或生活状态，理论研究成果十分缺乏，虽在具体研究中多有涉及，但又多以田野点背景资料形式微观呈现;尽管在一些有关民俗主义，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民俗文化展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旅游扶贫与文化产业发展”等研究中被论及，但又多侧重讨论某一民俗文化事象的经济附加值及其背后的“益贫效应”，错过了将贫困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文化现象加以讨论的可能。笔者以为，标榜以民众日常生活及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当代民俗学，如果不直面贫困这一民俗文化主体日常生活最大的实际，绕过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反贫困及贫困治理这一重大议题，推诿学科作为“现实生活之学”的社会责任及时代担当，那么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下之学”和“民众之学”。

一、“叠写”的贫困与民俗学的理解维度

十九世纪，“发展”成为社会科学古典进化论的关键词，“贫困”作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变迁过程的产物被关注。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及殖民体系形成，“金钱及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贫困与富有的唯一价值尺度，并在全球有关发展的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1]。1975年欧洲理事会界定“穷人”为：“在其居住的成员国中因资产拮据而被排斥在当地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方式之外的个人或家庭。”[2]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普遍意识到贫困可能还涉及穷人的民主权利、生存选择和发展权利等内容。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人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3]18。由此，贫困内涵扩展到“权力贫困”（entitlement poverty），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开始融入贫困概念。二十世纪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指出“除缺乏物质福利的必需外，贫困还意味着不能得到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过长期、健康、有创造性的生活，达到体面的生活标准，有尊严、满足自尊并受到他人的尊重以及得到人们在生活中重要的东西”[4]22。同时，反贫困策略主张，一个社会要摆脱贫困就必须为穷人营造各种公平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社会活动，而不是把他们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减少、消除一切形式的对社会下层群众不公正的社会排斥制度和政策，使穷人能够享受与富人一样的社会权利。[5]

可见，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再到权利贫困和制度贫困，贫困概念内涵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反贫困的理论及实践也随之不断调整和变化。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贫困研究也基本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贫困既是一种“结构维度”的社会事实，也是一种“文化维度”的社会存在，更是一种“意识维度”的主观体验。当然，严格来说个体及群体的主观意识，也可以归属到贫困的文化维度中去。贫困就如同一张“存在之网”，但至少“结构”和“文化”两个维度分别充当了“贫困”构成的经线和纬线，共同“叠写”织就了这张艰涩复杂的“贫困之网”。

首先，贫困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关涉社会结构运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均有可能引起或导致贫困。一方面，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社会政策是导致贫困的又一“元凶”，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政策也可能制造贫困，贫困治理政策执行失误也可能会再造贫困;[6]另一方面，与上述主张社会革命、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的反贫困立场不同，社会结构功能论者在承认贫困及社会不平等现象客观存在的同时，认为贫困是社会功能运转所必需的社会存在，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消灭贫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策略和行动屡遭失败，这就说明“贫困是社会功能之需要”，因为“但凡某种社会事实屡禁不止，就一定有它不能不如此的社会功能”[6]。据此，研究者从社会分工、生产消费等视角出发，认为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具备正向功能，即有可能对社会整体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7]275-289

其次，从贫困的文化维度出发，贫困被视作一种文化现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制度改革、福利政策等反贫困策略遭遇困境，许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来解释和理解贫困，开启了贫困及反贫困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美国學者奥斯卡·刘易斯有关墨西哥5个家庭的贫困研究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概念[8][9]，指出贫困是一种拥有自己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是穷人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和享有的区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是穷人对其自身边缘化地位的适应或反应。[10]215作为一种亚文化，贫困是社会主流价值规范强加之下穷人应对失败、挫折和失望的无奈选择。但尽管如此，有相当一部分穷人也会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自己的贫困文化之中。对于应对“贫困文化”的反贫困策略，刘易斯强调只有通过穷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突破贫困亚文化桎梏，实现穷人处境的改变，但是由于贫困文化的代际传承特征，这种改变显得十分困难。与刘易斯从内部觉醒突破“贫困文化”的思考路径不同，班菲尔德通过对意大利南部一个落后乡村的研究认为，尽管社会结构性因素动摇了村庄的伦理基础，但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则影响、制造并加深了村庄的贫困。由于贫困群体及个人内化的贫困亚文化价值及观念的稳定性与传承性，改变贫困不可能依靠贫困群体，而只能通过外部力量来完成。[11]155-156此外，迪尔凯姆有关“社会反常”的讨论也曾论及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过程中贫困群体人口增加的社会事实，[12]255认为在社会“失范”之下会形成许多道德观念缺失的贫困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行为，主张通过社会灌输自律、勤勉的价值观念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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