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30年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探究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采用就地培训和初训、复训、轮训相结合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培训出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为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了保障。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的创建，使国家在农村医疗卫生发展中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并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

[关键词]新中国　农村　卫生人员　基层　合作医疗

[中图分类号]K27；R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LO)02—0066—08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着手在农村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依靠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到80年代初，在全国农村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医疗卫生体系模式。

一、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创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道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其中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和推广，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广泛培养，被一些国外专家赞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为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提高农村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做出了卓越成绩，因而受到广泛的赞扬。这一“中国模式”是在一个百废待兴、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度里创建的，是通过短时间、大范围、低费用、高效率地培训出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从而解决了广袤区域内巨大人口所需的基本医疗服务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因而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誉为成功的“卫生革命”。这种模式的创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不断推进制度与政策创新、为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国家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

1949年，新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科学文化卫生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局面。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流行而卫生资源却十分匮乏，当时，全国中西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505040人，卫生技术人员仅占总人口的0.92‰。全国仅有医院2600所，病床80000张(平均每千人口0.15张)，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仅有病床20133张。据1947年统计，全国县医院只有1437所，且都非常简陋，每所医院平均只有十余张病床，医疗设备甚少，至于村、镇的卫生医疗机构更是屈指可数。与此同时，药品供应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不能自制，连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有限的卫生资源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劳动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在广大农村地区除有少数中医郎中外，医务人员更是非常稀缺。即便是乡村的中医郎中也主要集中在圩镇或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更是非常突出，迫切需要建立基层医疗机构。

面对这一状况，新中国必须发展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迫在眉睫的缺医少药问题。但是，发展什么样的医疗卫生体系才能有效解决地广人多、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卫生问题呢?新中国选择了异于西方的医疗模式，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依靠经很短时间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的医护工作者，发展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在这一卫生思想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依靠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有计划地培养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卫生体系，使农村基层医务人员与上一级医务人员以及城市里更高级的医务人员联系起来，使其医疗技术得到不断提高。

二、合作医疗普及前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模式

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疾病泛滥的问题，适时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国家首先结合疾病预防工作，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并派遣卫生人员到各地调查传染病情况和制定疾病预防计划。在预防计划实施之前，首先必须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卫生体系就必须发展卫生人员，以充实扩大了的基层卫生保健机构。于是中央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计划在农村培养基层卫生人员，以缓解卫生资源缺乏的压力。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草案)》，指出：“根据1951年工作计划为逐渐建立和发展基层卫生组织之目的，必须培养大量基层卫生人员”，并将基层卫生人员分为：卫生员、妇幼保健员(助产助理员)、护士助理员三种。提出卫生员应从“工农子弟、小学教师(包括乡村小学教师及民校学生)中选拔，男女不限”；“妇幼保健员、护士助理员以乡村旧式产婆、高小毕业的女生、工厂女工、农村妇女及小学教师为对象”。对他们进行“短期训练，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训练方法为“卫生员由区级卫生所负责训练(如该所未成立时得由县卫生院代为训练)；妇幼保健员、护士助理员由县卫生院负责训练”。同时规定了卫生人员训练班课程表，护士助理员、妇幼保健员培训期为半年，卫生员培训时间为8周。

50年代初，各地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因地制宜，采用短、平、快的培训方式，培养了第一批农村基层卫生人员。这一阶段的培训工作主要是由各地卫生机构选拔农村青年进行就地培训。以浙江省嵊县为例，该县从1954年11月29日至1955年1月16日，在溪北乡官地村试办农村保健员培训班。训练内容为防疫、急救、妇幼卫生等，共培训26人。1955年2月上旬又在城关、崇仁两个点进行了为期5天的培训，共培训农村保健员1100名。培训课程为血吸虫病、外伤急救、防疫常识、妇幼卫生。同年11月又分两次培训保健员203人。随着农村卫生工作的推进，国家相继在农村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县医院；1958年后，又建立了公社卫生院，农村卫生资源匮乏的局面得到了改善。1959年4月15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要在农村大力培训“四员”，即卫生员、保育员、炊事员和接生员，并指出： “卫生员、保育员、接生员的选择应贯彻青壮老相结合的原则”。在农村医疗预防保健体系逐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对农村医疗机构的管理和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工作，1962年卫生部下发了《卫生部关于改进医院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要求“县医院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农村卫生医疗机构进行业务技术指导”。”265)1965年，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和4l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发了《关于继续加强农村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接生员训练工作

的意见》，提出：“从1965年起，在3～5年内，争取做到每个生产大队都有接生员，每个生产队部有卫生员”。培训卫生员要达到：第一，能识别20～30种当地常见疾病，能处理农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小伤小病，并会简易急救，能使用常用药品，掌握简易的针灸治疗方法；第二，掌握消灭“四害”和水、粪卫生管理方法，具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进行一般卫生宣传的知识；第三，能进行疫情报告和传染病的简易预防工作(如预防注射等)。对接生员的训练要求是：能进行新法接生、产前检查、产妇和新生儿的简易护理；能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能安放子宫托和指导放置阴道隔膜。这一文件具体详细，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各地加大了对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如浙江舟山专区4个县采取集中培训和下生产队辅导相结合的方法，到1966年共培训不脱产卫生员1331人，此后还不断进行补训和复训，并且以需要什么学什么的原则进行培训。9月，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再次强调要“大力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员。争取在五到十年内，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培养质量好的不脱产的卫生人员，为公社卫生机构一般配备四到五名质量较好的医生”，并对农村卫生人员的性质、任务、培训方式作出了规定和要求：“不脱产卫生人员，在生产队是卫生员，在生产大队一般是半农半医。卫生员要求会针灸、会治常见的小伤小病，会做一些预防和急救工作。半农半医要求能处理最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并指导卫生员的工作”。培训方式“可以由下乡医疗队和当地卫生机构培训，也可采取在农业中学办卫生班等其他形式。生产大队半农半医可采取农闲训练、农忙归队、学了就做、做了再学的办法，连训二、三年结业”。“对所有卫生人员的选拔和培训，都必须注重政治思想条件，抓紧政治思想教育”。根据这一报告精神，1966年全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卫生员培训。

60年代中期后，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和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初步建成，农村卫生员培训开始分层。一是农村生产队卫生员培训，二是生产大队保健员培训。保健员是从以往卫生员中卫生工作做得好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再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几种乃至十几种农村常见病和急救处理的知识和技能，然后担负起本大队的全面卫生工作，主要承担治疗一些较大的常见病和传染病以及急救处理和转院工作；定期到公社卫生院或县医院汇报本大队卫生工作情况并接受指导、培训。

为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从1960年开始，卫生部门把农村卫生人员组织起来，为农村居民进行大规模的预防接种，使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为了加强这项工作，1965年1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巡回医疗队的任务一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治疗疾病；二是为生产队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并加强对基层卫生组织的技术指导和技术训练。2月，卫生部又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的通知》，再次强调：“培训与巩固农村不脱产卫生员，是城市巡回医疗队下农村中的一项中心任务。”卫生部要求各巡回医疗队在巡回医疗期间，利用技术优势，加强对农村卫生人员的选拔和培训。这样，卫生部门组织的城市医疗队下农村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也就地选择一些青年农民进行短期培训。以“杭州市第二批医疗队二队”的培训工作为例，该医疗队在当地公社和大队的协助下，选拔了一批18岁左右的贫下中农子弟，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内容有生理解剖、病理知识、常见疾病与药物、防疫卫生、外伤处理、战地急救、针灸、简易护理操作、计划生育等，上课时间为20天，之后进行实习，每期培训时间共两个月。他们在下乡巡回医疗的5个月当中，共为4个公社1个镇培训卫生员165名。而另一个培训医疗队——浙江农村卫生建设“试点工作队”对半农半医人员的培训内容有：人体结构生理、微生物、常用药物、医疗技术、农村卫生(包括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管理)、外科、针灸、五官、皮肤病、妇婴卫生和计划生育、外伤急救等共11门课程。学员还初步学习了68种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和15种诊疗技术，较熟练地掌握60多种针灸穴位、70多种西药和57种民间草药的应用，并在以水管、粪改为中心的防治工作中进行实践锻炼。可以说，这一阶段对农村卫生员的选拔既重阶级成分，更重文化基础知识，培训的内容则较深、较全面。这种“全科医生”的培养模式对卫生员的成长很有益处，这一时期培养的卫生员中有很多人在合作医疗时期转变成了“赤脚医生”。

三、合作医疗普及后农村赤脚医生的培训模式

对于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卫生部原定5～10年的时间达到一定的规模。这就是说，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让他们多掌握一些医学知识，这样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但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农民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和国家卫生资源有限的矛盾，决定加大培养力度，只要他们能治疗一些小伤小病、能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采取补救的办法，在当地进行培训，并在实践中提高。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中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这一指示一方面较客观地指出了当时的医学教育不适应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的弊端，对以后的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变更的一个转折点；另一方面，也对当时卫生系统的干部和广大的医务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后，大量的城镇医务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给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毛泽东“6·26”指示的发表，特别是1968年《红旗》杂志刊登了上海市郊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调查报告后，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该报告认为：医学教育必须改革，再不能用西医方式培训医生；医学院校应该从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中招生，培训工作要在1～3年解决农村卫生服务的需求；在普及医疗服务的基础上提高服务质量，让人人都能得到医疗保健而不仅仅是城市居民。各地赤脚医生的培训应采取更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此后，农村卫生人员的培养规模加大，速度加快，农村卫生人员的称呼也改为“赤脚医生”。

自从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长阳土家自治县乐园公社贫下中农创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和体会后，合作医疗开始普遍推广，全国大部分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全国性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建成。赤脚医生作为最基层的医务人员，其选拔、管理、培训等都纳入了合作医疗体系之中。

合作医疗兴起后，各地为了解决农村卫生人员不足的问题，加大了对赤脚医生培养的规模和速度。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省革委会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在1969年初下发了《关于大力

培训“赤脚医生”的决定》，要求“在两年内大力培训赤脚医生15万名，建立农村卫生网，彻底改变全省农村卫生面貌”，并提出了培养计划：“1969年培训6万～8万名，每个生产大队有6～7名赤脚医生，组成医疗服务组，建立农村卫生网，全面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培训的重点虽仍放在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预防和治疗上，但思想政治教育被置于重要地位。决定还规定：“教学内容要因地制宜，少而精，要中西医结合，土洋结合、以土为主；要医疗、预防、制药采药三结合；赤脚医生要学会建立卫生村的卫生知识，要掌握‘三管’(管水、管粪、管食堂)、‘四灭’(灭蚊、蝇、老鼠、钉螺)的知识，要掌握一般的节育技术，掌握接生技术。要掌握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血吸虫病的防治技术。赤脚医生要掌握针灸、草医、草药、土方、土法。赤脚医生应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成为创立我国新医药学的一支骨干力量”。培训主要采取就地培训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培训时间也大为缩短。“赤脚医生主要在基层培训，可以集中在公社或大队开办抗大式的训练班，也可以个别带教，集中培训每期三个月左右，应抓紧在农闲季节进行。”在决定的指导下，江西省进行了大范围的赤脚医生培训工作，到1975年底，全省生产队有不脱产卫生员67679人，有接生员28842人。各级党组织和卫生部门都十分重视对赤脚医生的培养和教育，做到政治上有人管，业务上有人抓。经常组织赤脚医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忆苦思甜；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团员。在业务上，采取办赤脚医生大学，上卫校、短训班，同医务人员上下轮换，医疗队传、帮、带和例会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赤脚医生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

当时全国各地对赤脚医生的选拔条件和要求大致相同，都要求出身好，热爱农村，愿意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培训方式也基本上是就地培训，即采取一段时间的集训后，再分期复训和轮训。

随着合作医疗的发展，各地不断积累培训经验并探寻新的培训方法，有的举办“社来社去”赤脚医生大学班，有的搞赤脚医生函授班。如“北京第二医院同郊区县和有关医院合作，在农村相继办了四个‘社来社去’赤脚医生大学班。四个班共招收有三至五年以上实践经验的赤脚医生205人。教员由第二医院、友谊医院、工农兵医院、宣武医院、朝阳医院的基础教师和临床医生担任”。学员毕业后全部回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又如“江西省宜春地区1973年创办了赤脚医生大学(招收150名学员)；江西省中医学院1974年恢复中医函授，第一期招收赤脚医生4000多名，第二期招收赤脚医生6000多”。对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0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搞好三分之一左右县的卫生事业整顿建设的意见》，要求：“大队合作医疗站(卫生所)要有经过系统培训，达到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并保持相对稳定。”各地要“以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实习基地，按照教学大纲，系统地培训赤脚医生和举办在职的初、中级卫生医务人员进修班”，使“赤脚医生要能用中西药两法防治当地的常见病，能做一般的外伤清创缝合，急救处理，对‘两管五改’、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等进行一般的技术指导。女赤脚医生要会新法接生”。”通过对赤脚医生广泛而持续的培训，全国在短期内造就了一支百万人的“赤脚大军”队伍。在合作医疗发展鼎盛时期，全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人数达500多万，其中赤脚医生180万名、卫生员350万名，还有接生员70多万名。这支队伍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到1985年，鉴于赤脚医生的数量膨胀而质量不高，且在培训、使用和考核方面缺乏规范，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名称。赤脚医生经过考试，合格的并入乡村医生，不合格的成为卫生员。

20世纪80年代前，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培养活动，造就了一支扎根农村、献身农村卫生事业的医疗卫生“大军”。当时对赤脚医生的培养工作有其独特的特点，打破了传统的西医主宰模式。其特点为：对赤脚医生的培训重点放在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上，并且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说是医德教育)；在培训中考虑到西医治病花钱多、医疗设备要求高等农村卫生所无法承受的现实情况，重视和推广中医知识和治疗方法，特别是针灸被广泛传授给赤脚医生，并根据当地中草药的资源情况，培训学员如何采、种、制中草药。在师资方面，有北京或省城来的巡回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有地区医院的医务人员，还有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但主要还是依靠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农村卫生工作的实践经验。这就使得培训工作与农村卫生需求紧密结合，培训目标有的放矢。另外，学制不长，并将初训、复训、轮训相结合，使赤脚医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成长和提高。总之，在合作医疗体系下逐渐形成了一套大规模、有计划、自成一体且行之有效的农村赤脚医生培训机制。

四、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的启示

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的运作下，农村的基层卫生人员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地培养出来，有力地缓解了长期以来缺医少药的窘困局面，极大地改善了居民健康状况，其经验对当今新农村建设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这种培养模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在当时是最为可行的选择。中国农村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且发展极不平衡。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居民健康状况极差而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的状况。这就要求必须寻找一种既廉价又迅速的发展模式来培养农村基层卫生人员，以应对农村地区迫切需求的防病治病的现状，弥补国家难以实现医疗保健服务整体覆盖的缺陷。前述培养模式突破了空间与人群的约束，使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最大范围地覆盖到中国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为全面实现农村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供了一种合理选择。

其次，这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农村卫生人员能够扎根农村，成为“不走的医疗卫生队伍”，安心在农村为农民服务。当时选拔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大多是从村庄社区中产生的，他们又回到乡村社区进行生产和服务，服务的对象也是早已熟稔的亲朋好友、乡村父老，一种细密编织的乡情、亲情使他们在进行医疗卫生服务中多了许多责任和道义，医患关系也较为融洽。同时，户籍身份和较低的起点又决定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基本空间和舞台。因而，这是一支“根”扎在乡村的队伍，稳定性相当强。

再次，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农村基层卫生人员采用就地培训的方式，培训的时间不长，以初训、复训、轮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提倡在实践中学习，这就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使赤脚医生成为一支廉价且容易供养的医疗卫生队伍，适应了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赤脚医生的报酬只略高于一般劳动力(最高也只是大队干部的水平)，不仅使合作医疗体系完全可以支撑，而且其支付方式也乡村化了，不是按期的现金支付，而是与其他社员一样都在年终分口粮、算工钱。这一切都在乡村自身的逻辑中行进，与乡村剩余少、现金缺乏的基本情况相

契合。

第四，这种培养模式使医疗卫生服务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农村基层卫生人员不仅与省城、地市和县、公社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关系更为密切，而且通过这座桥梁，把大城市已经广泛应用的现代医学传到农村来。对此，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的陈志潜有着深切的体会：“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生是非常需要的。许多经验表明，由有奉献精神的行政人员和即使只经过很少训练的村级水平的人员所组成的卫生实施系统，也确实能把科学医学知识的好处带给村民。”

第五，这种模式是对国家卫生体制的伟大创新，为广大农村居民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系统。这一系统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在一个国家，如果不可能做到每一个小镇或村庄都有高级医师，那么在大多数的居民团体甚至在许多贫穷和边远地区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或更多的中级卫生人员则是可能做到的。这种模式只是在已存在的政治一经济一行政组织机构中增加了卫生保健服务系统。对于中国的这一经验，许多外国朋友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塔哈达博士说：“我所看到的像中国这样的真正的初级卫生保健不多。中国这套经验非常丰富，对发展中国家有参考意义，因为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是确实行之有效的办法。”国际农村医学会主席约。坦尼教授也说： “中国在推进社会大卫生、实施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的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用，对发达国家也有参考价值。”

最后，这一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医疗模式。一是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低起点、大规模培养，促进了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医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西医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事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其专业水平。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二是这种模式培养的卫生人员同病人有着同样的地位和相似的生活环境，比那些来自其他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且社会地位高于普通人。三是赤脚医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如指掌，确实更了解病人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四是为数众多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使医疗工作不再成为专职医疗工作者的特权。

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农村卫生人员，使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效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地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也显示了新中国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中使医疗制度创造性转换的一种伟大雄心。正如列文森所言：“他们关注的目标不是要为中国寻找一个西方模式，而是要为长期受到西方剥削的各国建立一个中国模式。他们想从这里(中国历史)求得解决他们本身问题的钥匙。”

责任编辑　杨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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