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青年”的“情义危机”及其他

有限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张敦的小说是那种即使隐去了作者署名，也可以一眼认出来的作品。强烈的个人化叙述风格，使得他笔下的“失败青年”形象各个刻有“张敦印制”的防伪标识。就这一点而言，张敦倒是与河北另一位势头正盛的青年作家张楚有着几分相似之处。或者说，他们小说的共同点恰恰在于两者的差异性。同样是书写“失败者”，两人的小说总能给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和审美享受。

要想清晰地阐明这两位作家笔下的“失败者”形象，显然需要一篇更长的评论文章。为了节约笔墨，笔者试着以形象化的语言来加以提炼概括（需要说明的是，下面的文字并无臧否之意，旨在以张楚小说为参照，通过对比来凸显张敦小说的独特之处）：从风格特征上看，张楚的小说犹如琥珀，硬度低，质地轻，手感柔润，有宝石般的光泽与晶莹度;张敦的小说则更像化石，坚硬，沉重，粗粝，具有极强的线条感与纹理度。张楚笔下的人物好像封存琥珀中的昆虫，纤细入微，毫发毕现，栩栩如生;而张敦笔下的人物则仿佛化石中的遗骸，骨骼鲜明，结构整饬，传神见性。从叙事调性上看，张楚的小说忧郁伤感又自由疏放，一如爵士和蓝调，强调旋律线的转音和变奏;而张敦的小说则愤怒狂野且赤裸直接，仿佛摇滚和朋克，一群老炮儿的烟熏嗓在重金属的碰撞与轰鸣中声嘶力竭地嘶吼与呐喊。从审美感受上看，张楚的小说很像传统武术，讲究一张一弛，刚柔兼济，威严又不失优雅;张敦的小说则更像现代搏击，追求短平快，干脆利落，灵活多变，拳拳到肉，一击致命，从不拖泥带水。在叙事视点上，张楚擅长用第三人称来讲述“他人”的故事，因而小说带有强烈的戏剧舞台感;而张敦更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于是作品带有鲜明的“自叙传”特质。一言蔽之，张楚的小说重“情感”，细腻、敏感、微妙、复杂;张敦的小说重“情绪”，颓唐、沮丧、消沉、暴躁。如果要将两人的小说改编电影的话，张楚笔下的人物，非葛优、蒋雯丽这样的影帝影后级别的演员不能驾驭;而张敦笔下的人物，最好是让早期王宝强这样的非职业演员本色出演，方能保证作品的原汁原味。

以上皆为近年来张敦小说的阅读印象，下面不妨以其短篇近作《让父亲飞起来》为切入点，走进他的小说内部一探究竟。该小说采用“归来——逃离”这一经典文学叙事结构，大抵讲述了一个底层青年试图遵循世俗成功学逻辑去实现“衣锦还乡”的白日梦幻想，并最终宣告失败的故事。作者张敦从友情、爱情、亲情三个维度上全方位地呈现出当代“失败青年”的“情义危机”，进而将这群乡村弃儿兼都市零余者精神世界中无归属、无希冀、被侮辱、被损害的“失败实感”和盘托出。

首先，“友情决裂”是故事矛盾冲突的导火索。“我”是一名出身卑微的寒门子弟，孤身一人在城市奋力打拼。一天，发小刘志强来城务工，亲眼目睹“我”的窘境后，非但没有丝毫同情与安慰，返乡后还以此作为谈资添油加醋地讲给他爹听，他爹又不怀好意地告知“我”爹，一直将“我”视作唯一能与志强爹平起平坐资本的老爹自然是万分沮丧，来电抱怨“我”让他在村里失了脸面。得知事情始末后，“我”果断与志强绝交，并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强烈的“复仇”火焰。没过多久，“我”爹再次来电，声称志强马上要结婚了，而“我”却连个对象都没有，并再三叮嘱“我”不要回来参加婚礼，省得给他丢人。毫无疑问，爹的嫌弃彻底伤害了“我”的自尊，于是一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打击报复计划就此展开。于此同时，类似果戈里《钦差大臣》中微服私访的滑稽桥段亦随即轮番上演——当“我”开着租来的汽车，携着有“省公安局领导”女儿身份加持的“假女友”走进自家院落时，不知所措的父亲因受宠若惊而洋相百出，向来仗势欺人的志强爹也瞬间变得毕恭毕敬，就连身居副县长高位的志强姨夫也主动上前握手寒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向门可罗雀的破旧庭院也变得仿若县府衙门一样热闹，村民们自动集结起来，争先恐后地向“我”和女友诉苦鸣冤……荒诞不经、啼笑皆非的情节背后不仅暗含着当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秘密，而且密集地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隐疾和暗语，比如城乡差距、象征资本、拜金主义、权力至上、阶层固化、“青天崇拜”等等。

其次，“爱情买卖”是情节发展演进的助推器。王丽是报社一名刚入职的新人，与“我”相比，她的悲惨遭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两颗孤独的灵魂在陌生、阴冷的都市角落中抱团取暖、相互慰藉，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价值趋于单一化，世俗成功学甚嚣尘上的丛林社会，爱情的保质期终究是短暂。由于缺钱，两人之间的“普通爱情”正在悄无声息地迅速变质、腐败。当“我”正在为如何开展“复仇计划”而苦恼时，王丽也正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于是，一场互利共赢的等价交易在心照不宣中就此达成。最终，当“身体”作为最后一件商品明码标价地进行销售时，原先的“爱情”已彻底沦为了各取所需的“买卖”。此时，任何貌似公允的道德谴责都是苍白无力的，正如个体不能把个体的失败完全归咎于社会一样，社会同样不能把失败完全归咎于个体。

最后，“亲情危机”是小说的叙事核心以及悲剧性结局的直接诱因。张敦采用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可爱、可怜，又可恨、可悲的“父亲”形象。这个“父亲”为了“我”，可谓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尽到了一个父亲最大的义务。然而，亲情的付出并不像种庄稼，必然能够换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收;子女也并非父母用来向人展示和炫耀的象征资本。父亲赌博一般地将宝压在“我”能光耀门楣之上，既是对自己一事无成的现实人生的自觉逃避，也是对“我”身体与精神能量的无情消耗与剥削。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题目《让父亲飞起来》就颇值得玩味。笔者认为，“飞”字一语双关：其一，“飞”字可做“飘”讲，意指“我”试图通过一场“衣锦还乡”的骗局，来满足父亲渴求已久的虚荣心;其二，“飞”字直取原意，一场意外事故，导致父亲被撞飞起来。这里显然暗藏着“我”潜意识中浓重的“弑父情结”。或者说，对于“本我”而言，让父亲“飞”（飘）起来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在于“让父亲摔下来”，从而实现对父亲白日梦幻想的毁灭性打击。这里的“父亲”已经不仅仅指代一个具体的个人，同时隐喻着既定的层级关系、权利结构，乃至基因和血统。如果将题目视作一个语句，那么它很显然是缺少一个主语的。从文本意义上讲，直接肇事者是王丽，而车祸根源在“我”。由此可见，这个无名的主语，指向的是那些像“我”和王丽一样沉默的“失败青年”群体，他们所对抗的不是具体可感的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泰山压顶却又难以捉摸的“无物之阵”，是森严的等级秩序、单向度的价值取向、几近固化的社会结构，以及如同原罪般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劣质“基因”与卑贱“血统”。在这样实力悬殊的战斗中，个体的人几乎只有两种结局：或是飞蛾扑火，或是鱼死网破。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我”返乡后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并非铁石心肠，对于故乡的一草一木，可以说一往情深，无比热爱。我只是厌恶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近年来，张敦小说中的“失败青年”形象，一次次让我想起身边的同龄人，包括我自己。他们是痛苦的、挣扎的，是颓废的、虚无的，但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思考现实、反顾自身的。我们不断地书写他们，不断地在生活中与他们碰面，为的不过是有效地理清自己，在喧嚣的现实中寻找可以安放渺小自我的角落。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写作都是值得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当某种写作趋向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它便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易于滑入的、不假思索的写作惯性。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在《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关于文学“情义危机”的再思考》一文中尖锐批评：“我们的当代文学曾长久经历过‘暴力美学’熏染，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诛杀之心;曾受过‘弑父’‘弑母’等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青年‘解放’的呼声响遏行云，‘代沟’两岸势不两立;商业主义欲望无边，将利益的合理性夸大到没有边界的地步等，这些观念曾如狂风掠过，至今也没有烟消云散。在文学表达中，其基因逐渐突变为一个时期普遍的无情无义。”张敦的写作尤其需要对这种叙事惯性和美学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自省。

（赵振杰，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评论文章散见于《文艺报》《文学报》《小说月报》《文艺评论》《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研究》《新文学评论》等，著有文學评论集《萤火微光：文学的散点与聚焦》。曾获《人民文学》2015年上半年“近作短评”金奖及佳作奖;《人民文学》2015年下半年“近作短评”银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编辑：安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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