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利益及其他

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对学生们说：“这些工作（指政治与现实生活）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耳曼民族已经把他们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黑格尔对听众的致辞》，刊《小逻辑》）而他对青年抱有莫大的希望：“但我要特别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同样青年人也还没有受过虚妄性的否定精神，和一种仅只是批判劳作的无内容的哲学的沾染。一个有健全心情的青年还有勇气去追求真理……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同上）

读到这儿，不禁废书而叹。就想到了大学教师钱理群先生。钱先生不能忘怀于中学教育，他从北大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改善它，而结果却是失望。他说：“我对它有两个总结：第一就今天的高中教育来说，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处;第二，就今天的大学教育来说，一切不能为就业服务的教育也似乎没有立足之处。”（《钱理群“告别教育”》，《南方周末》2012年9月9日）

黑格尔认为，青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可钱理群先生却感叹，我们的高中教育就是应试教育，大学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这全是“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所以也就沒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了！不禁要问，今日之中国青年，难道还不如二百年前的德国青年么？是环境使然，抑或是青年本身发生了蜕变？而青年便是一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由现在的汲汲于应试与就业等功利目标的青年，我们不得不为自己民族的未来担忧！

刚读到《西田几多郎简略年谱》（[日]中村雄二郎著《西田几多郎》）。有研究者认为，在西田之前日本无哲学，现代日本哲学是从西田几多郎开始的。1945年6月7日西田几多郎去世，1947年7月，“《西田几多郎全集》开始由岩波书店陆续发行，自发行前三天起出版社人行道上就露宿着购书者的长队”。《南方周末》曾刊登过反映购书场景的照片。战败之后两年不到，就有这么多日本人，带着铺盖卷儿，排上三天长队，来购买一位哲学家的全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追求？我不知道。当时，作为战胜国的我们，又在干什么呢？我们现当代的哲学家们可曾享受过如此的尊荣吗？我们有排队购买高考复习资料、纪念邮票与纪念币的盛况，但排队购买哲学家著作的，似乎闻所未闻。1957年的“反右”，1959年至1961年的饿死人，及长达十年的“文革”，是否与缺乏上述这一切有所关系呢？所谓的大和民族，本来一直是紧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行路的，但进入20世纪后，他们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兴致所至，乱想一通，乱写一通，如此而已，幸勿见怪。【阎广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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