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假烟屡打不绝现象

    据有关资料显示，早在清末我国就已出现制售假烟活动，至今已经历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社会主义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断断续续已有近百年。不同时期的政府对制售假烟活动的态度是相同的，即严厉打击和查处。因此，卷烟“制假”与“打假”的博弈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在这场“持久战”中，各级烟草专卖局的领导与广大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战在卷烟打假第一线，他们顶烈日、冒严寒，风餐露宿不叫苦；查市场、端窝点，面对围攻殴打不喊难，以自己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与制假分子斗智斗勇，时而周旋于制假分子中虚与委蛇，时而与其进行面对面的较量。

    需求和市场才是制售假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经济原因，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也是相符的。正是对制售假烟违法活动经济原因的忽视，缺少了对卷烟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这一矛盾的重视以及相应对策的滞后，使假烟得以长期挤占卷烟市场。

    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及受消费者收入、卷烟价格等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对假烟的需求，支撑起假烟市场，这种需求一日存在，假烟市场就难以消除，假烟制售活动的经济支撑点也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包括行政、法制和经济三种手段，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三者缺一必然影响和削弱调控力度，打击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卷烟违法活动也同样如此。

假冒注册商标卷烟，俗称“冒牌烟”或“假烟”。

    在我国众多假冒商品中（包括一般意义的假商品和假冒注册商标者），假烟以其存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销售金额之大、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之巨而“独领风骚”近二十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就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击制售假烟活动。

    十几年来，全国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不断加大卷烟打假力度，成绩斐然，战果赫赫。据不完全统计，1992-2001十年间共查处制售假烟案件约100万起，收缴假烟近500万件，为国家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亿元。

    然而，经过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打击，制售假烟活动却并未消亡，而是此消彼长地呈波浪式发展着。时至今日，假烟加工生产地区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五、六个主要省、区，发展到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区、市；其加工方式也逐步从完全手工发展为简易铁木机器的半机械化，并进而发展到具有现代成套机器设备的机械化生产，使假烟的仿真技术不断提高；假烟足迹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有些还冲出了国门……面对这一现象，业内外人士纷纷著文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受其启发，笔者也冒昧就这一话题谈些许己见。

一、制假·打假

    据有关资料显示，早在清末我国就已出现制售假烟活动，至今已经历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社会主义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断断续续已有近百年。不同时期的政府对制售假烟活动的态度是相同的，即严厉打击和查处。因此，卷烟“制假”与“打假”的博弈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晚清时期

    我国最早的制售假烟活动大约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时的英美烟草公司通过驻沪英总领事向清政府反映长江一带时有奸佞伪造该公司“三炮台、海盗、孔雀、金鱼、鸡牌、鼓牌、竹牌、蓝美人、红美人、寿星、双金钱”等牌号卷烟，影响其公司名誉及营业利润，要求清政府查处严办。为此，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特下示谕：“……示诉诸色人等……自示之后，尔等毋得假冒英美烟公司所繁多种纸烟，并不得以用剩烟匣伪制混销渔利……一经查出……严究罚办决不宽贷。”（1907年清政府严禁冒牌英美烟的示谕）这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对制售假烟活动的查处和打击，从而揭开了这场持续近百年的斗争的帷幕。

民国政府时期

    假烟制售活动在民国政府时期比较活跃，在数量、制售范围等方面均超过晚清时期，这从当时部分卷烟生产、经营企业向政府有关部门所递呈的信函可见一斑。如华威烟公司函称“……（江苏）不肖之徒，假冒敝公司出品芬芳、飞鹰两牌伪烟，……假冒商标，愈集愈众，充斥乡镇……”；上海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函称“各地遇有发现仿冒各公司各牌号卷烟案件……”；杭州市卷烟业同业公会呈称“……近有一般不肖之徒，利用手工卷器，每在边僻邑镇，私制各种卷烟。或则仿冒牌子，或则自设商标……以至私烟充斥，市场为其捣乱……”。

    抗日战争时期，制售假烟活动更加猖獗，如1943年湖南区烟类专卖局在一份公函中称：“本省冒牌卷烟为数之多不可以屈指数，湘西各小厂皆仿冒长沙牌号，沅陵摊贩出售美曼丽、珠江等牌伪冒烟每包二元至六元不等，此项冒牌卷烟运销至川东一带。衡阳、长沙等处伪冒之风尤炽……各地印刷厂以有利可图皆印冒牌标纸，公开出售。……更有收购旧烟包重用者，其质料虽不逮真品，而其外表则无毫厘区别。……衡阳万利厂之四合一卷烟为衡市销流最大之卷烟，被冒仿后不数月该厂即告倒闭，惟伪冒该牌之卷烟仍畅销市面。”贵州区烟类专卖局也称：“……惟手工卷烟不无假冒商标、粗制滥造之事，非但影响消费者之健康，且足妨害国家之专卖利益，拟严予纠正取缔。”

    由于制售假烟活动“妨害正当烟商之营业，私销漏税”，使“国家正税损失尤巨”，民国政府财政部多次发文明令严禁制售假烟，在有关法规章程中都制定了查处“私制冒牌卷烟”的具体措施，如为发布缉私布告致各地通函、《鲁豫区手工土制卷烟征税单行办法》、《皖省手工土制卷烟征税单行办法》、《冀晋察绥区统税局手工土制卷烟登记稽征暂行规则》、《山东省手工土制卷烟征税办法》等，同时还指定由“统税机关商请当地司法、行政、军警机关充分协助，共同负责办理”这类案件，并要求上述部门“严行辑禁，照章惩处，依法严办”，“毋得倭卸干咎”。民国政府财政部还数次咨请各省政府共同查处制售假烟活动，如1993年就上海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等呈请各地方政府公安军警协助查缉私制冒牌卷烟咨各省政府文、1934年咨江苏省政府要求稽查东台县假冒卷烟文、根据杭州市卷烟业同业公会呈请查缉私制卷烟咨各省政府文等。

新中国成立后32年间

    解放后，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及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售假烟活动一度销声匿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中后期有所抬头。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发出联合通知，并采取相应措施，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196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轻工业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格取缔和禁止手工卷烟生产销售的通知》、1980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轻工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肃处理贩卖冒牌卷烟，采取有力措施堵塞漏洞的通知》等。

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时期

    1981年5月，我国对烟草行业实行专营，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在这期间，我国已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政策相对宽松，在一些有吸食自制卷烟传统习惯的地区，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手工卷烟，最初以白包烟为主，但很快就演变为冒牌烟。由于发展势头强劲，以至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当年（198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将“对冒牌烟的查处作为各级烟草专卖局的重点工作来抓”。它宣告了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全面反击制售假烟违法活动斗争的开始。

    这一时期的制售假烟活动引起了我国政府高层的关注，1986年10月，中央领导对这一问题做出重要批示，按照中央领导的批示，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三部门立即派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分别于1986年10-11月、1987年3-4月赴河南、安徽、福建、广东调查四省制售假烟问题（笔者曾参加了这两次调查工作）。这是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第一次联合查处制售假烟问题，从此，卷烟打假从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单打独斗进入多个行政执法部门联合打假的新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卷烟打假工作，国家烟草专卖局在每次全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会议上都把查处、打击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卷烟活动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同时国家烟草专卖局还多次单独行文或是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发文，部署卷烟打假工作。如1986年6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卷烟市场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对非法制售手工卷烟、冒牌卷烟、白包烟的活动，各地要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坚决取缔，并追查商标标识、原料和卷烟机械的来源。”这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第一个针对卷烟打假而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发文。1992年12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安部发出了《关于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整顿卷烟市场的通告》，要求坚决取缔制造假烟的非法加工点、藏匿假烟的“黑窝点”、销售假烟的非法交易点。1994年12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印发了《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卷烟打假工作的决定》；1999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等9部门《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活动，坚决制止非法生产卷烟行为的意见》；1999年12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活动的通告》等等，表明了国家坚持不懈打击假冒注册商标卷烟的决心和态度。

    为了遏制和最大限度减少制售假烟违法活动，各级烟草专卖局还做了许多工作，如：

    △主动协调有关执法部门形成合力，坚持不懈地进行端窝点、查市场、打“黑网”工作。

    △大力宣传《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商标法》、《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旨在提高不同群体的法制观念，提高广大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促使更多的人拒绝制假、售假和买假。

    △制定、修改和完善烟草行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加大行业内部管理力度，规范烟草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防止和杜绝行业内的生产资料流向制假窝点。

    △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建设一支不畏艰苦、勇于战斗、高素质的烟草专卖执法队伍。

    △积极做好当地政府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将行业打假转变为政府行为。

    ……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2001年十年间，全国各级烟草专卖局共出动打假人员1000多万人次，与卷烟工业企业一起为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共投入近40亿元的财物。其中仅云南省烟草行业在1991-1998年的8年间就支付打假奖金近6．4亿元，奖售名优卷烟257．35万件（1万支/件）；1991-2001年的11年间云南共投入19．48亿（包括兑现奖售烟的差价）的财物用于卷烟打假。

二、勇士·卫士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目前的近二十年间，全国各级烟草专卖局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与制售假烟违法活动展开了一场深入持久的斗争。在这场“持久战”中，各级烟草专卖局的领导与广大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战在卷烟打假第一线，他们顶烈日、冒严寒，风餐露宿不叫苦；查市场、端窝点，面对围攻殴打不喊难，以自己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与制假分子斗智斗勇，时而周旋于制假分子中虚与委蛇，时而与其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如江西省烟草专卖稽查总队的执法人员在远离都市文明、生活艰苦的村庄驻守了25天，通过对离驻地仅隔几米之遥的售假窝点的昼夜监控，最终与江西省公安厅共同捣毁一个销售假烟1600多万元的特大售假网络的转运中心。

    对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来说，在荒野僻壤蹲守已习以为常，“打假不放假”于他们是司空见惯的事，白发父母面前他们难以尽孝，娇妻稚儿身边难见他们的身影。也许在许多人眼中他们不是好儿子、称职的丈夫、合格的父亲，但他们却是卷烟打假斗争中的勇士，烟草行业的忠诚卫士。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过不法分子的围攻、谩骂、被殴打致伤、致残，家属亲友被威胁恐吓……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行业的发展，他们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负重拼搏。他们竭尽全力地工作，谱写出一曲曲卷烟打假的英雄赞歌，他们用汗水和鲜血捍卫着烟草专卖专营体制，烟草行业二十年来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功不可没。

    “金无赤金，人无完人”，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及卷烟打假工作同样也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这丝毫影响不了卷烟打假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8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至今，全国各级烟草专卖局共查处制售假烟案件100余万起，收缴假烟500多万件、制假烟机及主要工具设备11000多台（套），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5000多个，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约1000多亿元。仅在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开展的全国卷烟打假专项行动的8个月中，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就分别查处制售假烟案件4245起、363起、198起，收缴假烟53027件、32000多件、18365件，制假烟机及主要工具设备865台、459台、176台；捣毁制售假烟窝点和网络490个、437个、40个。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是烟草行业当之无愧的“金叶卫士”，是烟草行业“最可爱的人”！

三、反差·反思

    如前所述，全国各级烟草专卖局领导和广大专卖执法人员打击制售假烟违法活动的工作是出色的，成绩是巨大的，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容乐观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制售假烟活动在其最顽固的堡垒——福建云霄和广东潮汕地区几近瓦解，但同时，在全国出现的制造假烟的地区也明显增多，仅省级行政区就从原来不足10个增加到20多个，广东省发现有机械制假的市县从原来的19个增加到51个，超过广东全省市县数量的一半。全国每年流入市场的假烟量均有数百万件，据权威部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仅1998年假烟消费量就达880万件左右。卷烟打假的巨额投入、取得的赫赫战绩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反差？制售假烟活动何以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

    长期以来，人们将这个问题的原因归于“法律意识淡薄、暴利驱动、地方保护、烟草行业内部管理不善”等等。诚然，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原因，但隐藏在这些原因背后的最基本的经济原因却长期被忽略了，这一基本经济原因并不是通常所讲的暴利，因为暴利实质上就是经济学所称的“超额利润”。众所周知，利润是商品经过交换实现其高于成本的价值后产生的，而交换的发生是由于有消费需求、交换的场所即市场。换言之，即物品必须有需求、有市场，卖出去后，才能谈及利润，进而暴利，制售假烟也是如此。或许有人会说，制售假烟有暴利是因其低廉的成本和偷税逃税，这是原因，但请不要忘记，成本和税收的前提是物品交换行为的完成。通过对相关情况的分析，每年查获的假烟数量仅占其总量的10-15％，绝大部分假烟都卖出去了，这说明它在现阶段有需求、有市场。假若没有需求和市场，假烟无法卖出，其价值无法实现，利润从何而来？更遑论暴利！没有暴利，不法分子还会对制售假烟趋之若鹜吗？还会有对假烟的地方保护吗？……由此可见，需求和市场才是制售假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经济原因，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也是相符的。正是对制售假烟违法活动经济原因的忽视，缺少了对卷烟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这一矛盾的重视以及相应对策的滞后，使假烟得以长期挤占卷烟市场。

    在市场经济中，谁忽视了供求规律，谁就要受到惩罚。

    制售假烟活动的猖獗、屡打不绝、屡禁不止不仅仅是卷烟打假工作不力。

四、需求·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长足发展，许多商品在量上已能满足消费需求。在这种状况下，吸烟者的消费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有烟抽”，而是对卷烟的质量、牌号、类型更具选择性。但当时的一些名优卷烟如“中华、红塔山、阿诗玛、大重九、石林、牡丹”等产销严重失调，个别牌号的卷烟甚至出现了“有价无市”，从而给假烟抢滩造成了可乘之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较大提高，卷烟消费也随之出现“高档化、名牌化”的倾向。由于卷烟价格全面放开后名牌烟、高档烟的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低收入群体不得已而弃真求假，因为假烟价格相对低廉。“据调查，制作一条假冒‘红塔山’卷烟，其成本约6-8元，当地批发价每条15－20元，销售到市场每条40-50元。”（刘瑞生、朱晓榆《假冒商标卷烟现象透视及对策研究》）真品“红塔山”烟的市场零售价平均为75-85元/条，最高时为95-105元／条。真假名牌、高档烟的巨大差价使低收入者在需买烟用于办事或送礼时只得选择后者。

    假烟加工方式转为机械化生产后，其外观质量几乎可以乱真，一些人在“以假为真”的情况下成为假烟的消费者。

    现行卷烟税收政策使卷烟生产长期以来只能“以税定产”，无法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销定产”，从而造成卷烟产品结构与卷烟消费结构部分脱节，特别是广大农村消费者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所需低档烟的产量不断下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五类烟（计税出厂价为5元／条以下、市场零售价在8-10元／条以下）断档脱销的情况，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民不得已又卷起“大炮”或抽起旱烟，假烟则乘虚长驱直入，这也是为什么不仅有假冒高档烟，也有假冒低档烟的原因所在。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及受消费者收入、卷烟价格等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对假烟的需求，支撑起假烟市场，这种需求一日存在，假烟市场就难以消除，假烟制售活动的经济支撑点也就会继续存在。

    事情就这么简单而又容易被忽视。

五、题内·题外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包括行政、法制和经济三种手段，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三者缺一必然影响和削弱调控力度，打击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卷烟违法活动也同样如此。

    但由于长期对支撑制售假烟活动经济原因的忽视，使卷烟打假多年来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十几年的打假情况证明：只依靠这两种手段，卷烟打假就像消防队只能在火灾发生后去灭火一样而“后发制人”，即哪里发现有制假活动，就组织力量去哪里打。从这一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被动的、受制于人的打假，它既无法“先发制人”，也更难以“未雨绸缪”，这也是多年来卷烟打假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采用经济手段，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制售假烟赖以生存的经济原因——需求和市场。道理很简单，如果卷烟产品基本可以满足绝大部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假烟卖给谁去？需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市场也必然随之萎缩。没有需求和市场的制售假烟活动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对制售假烟违法活动可以扬汤止沸，经济手段却可釜底抽薪。行政手段、法制手段、经济手段三管齐下，卷烟打假工作不仅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假烟彻底根绝也指日可待。

    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首先是政府对烟草重税高价的“寓禁于征”政策与低收入群体对低价卷烟需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其次是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反吸烟运动及世界卫生组织（WHO）反吸烟政策，迫使卷烟税收呈上升趋势，如近期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先后提高了卷烟税收，卷烟价格随之大幅度上涨，在这些国家卷烟走私活动有所加剧，假烟出现频率增多；再次是假烟对人体健康较小的危害性以及其制作成本相对低廉等原因，使制造假烟成为一些无业和失业人员的谋生手段。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的。

    由此，卷烟打假，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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