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人影像与名家收藏：市场主力

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清末和民国学术名家在其从事工作领域中的贡献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他们的生平轶事是连普通民众都会津津乐道的话题。因此购买这些老照片的客户也会比较广泛，对近现代文化史感兴趣的私人藏家、出版机构和出版从业人员、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以及文博机构都是潜在买家。比如，浙江一通拍卖公司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近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绍章的一本私藏影集卖出89.6万的高价，影集内照片的时间跨度自1897 年至1926 年，内容多是绍章参加各类活动的照片和合影，串联起绍章先生工作生活的大事件。

其次，相比学术名家，中国近代演艺明星的工作和生活更具有话题价值。并且，不论是戏曲名家、电影明星，还是知名流行歌手，他们的照片相对而言较精美，可以算作当年的时尚摄影，也能从其中看出社会审美品味的变化。比如，2016年5月，华辰影像春拍时推出“中国早期的戏曲照片”专题，包括了33件照片和相册拍品，有19世纪的戏装照，梅兰芳、马连良、碧云霞等民国戏曲名家照片，以及建国后“红色戏曲”影像，这些照片都反映了当时的时尚。

第三，因为文化名人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领域和环境中，能够接触到当时普通人接触不到的人和事，所以他们的一些家庭照片和影像旧藏可以成为我们对特定年代、特定历史环境和近代文化生活的研究资料。比如，在中国嘉德2016年春季拍卖会上，一组35张焦菊隐（中国戏剧家和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之一）个人旧藏照片和3张底片无底价起拍，最终以5.52万成交。这些照片都是焦菊隐个人生活、合影照片，但是影像资料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广泛，照片的拍摄地点很多，因此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料的补充。而在华夏国拍4年来照片拍卖历史上，一组民国时期外交家章宗祥私人旧藏的40多张照片也已超过20万元总价成交，成为其成交额最高照片拍品之一。

第四，近代名人照片和旧藏经常会和名人信札、名人手稿等一同拍卖，而且照片上经常会出现这些名人的签名或题字，也就让这类照片的价值和影响超出单纯影像拍品的范畴。如前面提到绍章旧藏照片拍品，每一张照片便都配有绍章的文章和题字，也成为其能卖出高价的一个原因。与老照片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表示，在古籍善本征集过程中，有些书札会包含相关照片，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拍卖时老照片就会和相关书信放在一起。比如，在中国嘉德（香港）2015年秋季拍卖会上，有一件胡适照片拍品曾以10.03万港币成交，高出估价10倍，照片旁边便有胡适题字“家麟先生 胡适”字样；而中国嘉德2016年春拍上，也有一件胡适与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等人的合影照片，是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之行时在京拍摄的，照片与一张泰戈尔手写明信片一同拍卖，最终以2.07万元成交，也高出最低估价10倍。

军政人物照片，即使合影也能卖大价钱

与文化名人影像相比，近代军政人物的照片在当今影像拍卖市场上绝对称得上主流，各大拍卖公司在每次照片拍卖时也都会有这类拍品，而且数量颇多。另外，这类照片拍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即使合影也能卖上价。

在泰和嘉成2016年春季拍卖“影像·手迹·版画”专场上，便有一组民国将领徐永昌的旧藏照片，几乎全是大合影照片，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南北各路軍統領北平會議合影》《北平市自治同人公宴華北各將領攝影》《陸軍大學校將官班乙級第四期開學典禮合影》等，这些照片的成交价多在10万元以上，最高16.1万元，而其中品相比较差（照片发黄严重，人物清晰度低）的《山西省會公安局第二屆校閱官警術科全體攝影》也卖出了5750元。

合影照片之外，近现代军政人物肖像和参加会议活动的照片也很受市场欢迎。从清代晚期摄影术传入我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军政人物都是摄影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角，在拍摄后有用作官方宣传用途的，有用来制作摄影集的，有作为新闻活动报道配图的，有各级军政机构作为资料保存的，也有当做礼品赠送给当事人的，不少保留到现在的照片品相都不错，价格也屡创新高。

在军政人物照片拍品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照片也是经常出现的藏品，而且价格不低。华辰2015年影像秋拍中，由吴印咸拍摄的《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最终以80.5万元价格成交，引起很大轰动，这件起初估计3万元的照片能卖出这么高超出很多人预料。而近年来，单张毛泽东主席照片的最高拍卖纪录已达到172.5万元，是浙江西冷拍卖在2012年春季拍卖创下的，拍品是原新华社摄影部陈石林制作的第一版毛泽东主席标准像的一张，由毛主席亲笔题字签名，赠送给他当年的保姆陈玉英。

西方来华摄影师，百年后热度不减

在近代名人影像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外国来华摄影师拍摄制作的照片也占据了现在国内摄影拍品的不小比例。

为什么我们将这些摄影师看作是近代名人，原因有二：西方摄影师拍摄的中国题材照片，原本便作为艺术品对待的比率不高，摄影师的主要身份有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含照相馆经营者）、外交官、冒险家、军人、记者等，他们拍摄中国、描述中国、传播中国，出于很多目的，但是在摄影艺术方面有世界级影响的并不多；二是这些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印成影集出版后，他们照片的影响力主要见于传播层面，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视觉窗口，从而摄影师自己也成为当时最了解中国的名人；第三，现在再回首看这些照片，外国来华摄影师的名字因其照片而留在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

华辰拍卖常务副总经理李欣认为，衡量摄影拍品价格的因素中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摄影作品的艺术性，艺术价值越高，市场价格也越贵；其次是摄影师的名气和照片传播范围。从这两方面来看，不少西方来华摄影师确实可谓名人，而且随着摄影收藏市场的发展，对近代来华摄影师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必将不断深入。

采访中，李欣举了一个例子，“清末时期，英国人威廉·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1832～1892）的知名度很高，是晚清在华最成功的商业摄影师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插图摄影师”之一。1862年，他在上海开设了森泰照相馆。因为他的商业经营做得好，照片不断被使用、被传播，当时很多人出书反映中国社会状况时会使用他的照片，他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名气和照片传播广度，桑德斯在华拍摄的照片价格也会相对较高。2016年华辰春拍影像专场上，桑德斯拍摄的“广州、上海等地中国系列相册（50张）”最终以34.5万元的价格成交。

与威廉·桑德斯情况相近的还有美国人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1875～1949），1910年前后来到中国，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经营Camera Craft照相公司，直到1929年，他由于健康原因离开北京，带着在北京拍摄的所有底片以及照片，返回美国。他在北京拍摄的照片，内容几乎包括了所有民国早期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如1912年壬子兵变、1914年袁世凯天坛祭天、1916年袁世凯葬礼、1917年张勋复辟、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孙中山奉安仪式等，其中不乏溥仪、袁世凯、张勋、曹汝霖、陆征祥等民国重要人物。詹布鲁恩在北京时便活跃于北京的外国人和民国政要社交圈，袁世凯天坛祭天仪式时，也是唯一全程记录仪式的摄影师。

如果你参加各类摄影拍卖，就会发现在中国近代老照片中，像威廉·桑德斯和约翰·詹布鲁恩这类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数量不少，虽然他们的名字在摄影史上并不突出，但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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