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及其城市空间的“混生性”特征

摘 要：本文从对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媒介中的混生特征入手，探讨了同时期上海典型城市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内在文化根源，并将其概括为混生性，即某种多元混杂的移民社会背景下必然产生的文化特质，并认为它是社会个体在多元混杂的社会背景下力求标示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必然选择。

1928年的《良友画报》封面特别能帮助我们揭示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语境：一位身着中式小袄旗袍的封面女郎，她的妆容和首饰是传统的，但是却搭着时髦的毛皮围巾、穿着洋派的高跟皮鞋；旗袍的搭扣和小袄的绣花图案是传统的，但是袖子的格子图案却是现代简约的；杂志的中英文封面是现代的，但是照片拍摄的场景却是传统的……。这样的要素混杂方式既不同于混合前的任何成分，也不是这些符号的简单并置，而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化学反应”。我们将这种因混合而产生的独特氛围与创造性概括为“混生性”。

混生性是对近代上海典型文化创新特征的概括，是在多元混杂的移民社会中形成文化独特性的必要途径。所谓混生，强调多元背景下的文化的混合与创新成果的独特性。同时，混生性还强调外来势力占主导，在本地文化传统基础上，依靠吸收和利用外来元素创新的社会能力，是一种在冲突竞争本质下相互协调的能力。

混生性来自多元开放的语境下个人感知的不确定。一元社会容易产生相同的必然性反映，即共识。但也会导致感知的僵化和创造力的匮乏。而在多元混合的语境下，则总会感受到自我认识的不完整和全面的世界现实之间的冲突。多元背景下的含糊与不确定造就了现代文明的危机，但也同时成为拓宽思路、激发创意的刺激物。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曾经指出，多元开放系统下感知的含糊性为在习惯方式之外了解世界提出了新的可能，进而产生创造力：“知觉存在的每一种状态都有一种范围，它随着知觉联系的改变而改变，随着发展阶段的改变而改变……客体被实际感知到的侧面暗示观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尚未被感知的侧面，这些尚未被感知的侧面有可能成为接下去感知的组成要素，这样一个连续的投射过程，使知觉的每个阶段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Husserl，1953；转引自艾柯，2007：152）。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情况下，其它文化系统的相近成果，必然相互影响，成为变革固有一元生活方式的参照和因借。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多元化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带有其它文明创造的痕迹，但创造的过程和结果仍然隶属于自己的文明系统。

在向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形成了所谓“三界四方、浦东浦西的分割城市”格局。上海租界与华界的“多元势差格局，……一切都是割裂的，一切都是重叠复合、多元异质的，……从根本上制约与规定了上海现代化区域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忻平，1996：33）。这种城市割裂、多头管制的局面一度造成了上海城市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但却在另一方面成为促进上海都市文化变迁的催化剂。新型的世界观念、民族意识、市民意识、文化生活和社会习俗乃至建筑风格，都在这种混同了西方物质文明和体制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产生。如早期的兰心大戏院，主要满足在沪侨民的观演需求而承演西洋戏剧，但当这种新颖的演出形式通过剧场这一同样新颖的空间形态，而非戏园，呈现在近代上海本土观众面前的时候，剧场呈现出的背景设置、表演形态及其由观演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产生的视觉冲击可想而知。于是，这样多元冲突的独特空间体验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变革创新①，成了培育文化创新的场所。上海戏剧和戏剧空间的发展就是一个在传统戏剧基础上不断融合西方技法、布景、道具而不断创新的过程。位于南市区的新舞台最早由李平书等人在十六铺创建，其创办宗旨就是为了振兴华界南市地区的戏剧市场，抵制租界文化势力侵袭。但是在演出的安排组织等各个环节，它又是全面模仿西方，施行了对传统京剧的改良。如在舞台技术上，他们亲自约请日本的布景师的木匠同回上海，布置新式舞台布景和灯光制作技术，并且设计了布景转台，改善观演条件。在剧目安排上，将西方剧场的售票制引入新舞台，废除传统不合理的案目制，通过市场手段灵活安排演出剧目。在内容设置上，他们紧随时代潮流，将文人编剧推进到舞台实践，创造时装京戏；还借鉴新剧，首创以京剧演西洋戏的表演形式。（上海通史·卷6，1999：436-439）而这，也促使它成为华界第一个将传统木柱方形戏台改造为镜框式月牙形舞台的新式剧场。

上海的石库门也是典型的依靠混生形成的地方标识性特征的典型空间形态。如建于1914年的宝康里的石库门和过街楼门廊的形式为垂花门加西式半圆形山花的符号混合拼贴，二层以上窗户和屋顶形式仍为江南传统的直棂窗和小青瓦。另两幅历史图片分别表明：石库门的雕花为西式图案，但借鉴了垂花门的装饰形式，但是大门却为传统的格子门；石库门的山墙花式是传统住宅的观音兜同巴洛克涡卷的结合。除这种显而易见的形式外，混生的生产手法还在建造工艺、材料、生产模式等多个方面奠定近代上海的地方建筑风格。

“康白度式”（Compradoric Style）建筑来自葡萄牙语“买办”一词的音译，通常是19世纪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别称。在上海本地的语境中，还特指西方人任用中国工匠、采用当地材料工艺建造的仿西方样式的建筑，有简陋、临时、非正式的含义。1843年底，黄浦江外滩上最初建成的11座英国式的独院住宅都属于这种类型。但初来乍到的殖民者中间并没有专门的建筑师与建筑施工人员，这些房屋都是由外国商人、传教士自己草绘图样，雇佣中国工匠建造，如1849年建成的第一代英国领事馆和老沙逊洋行写字间。虽然这些一、二层的券廊式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在外观形式上是西式的，但这些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组织必然是为了适应就地取材、采用中国传统技术且由中国工匠施工的客观要求之后才能最终建造起来（伍江，2008：23）。因此，早期的“康白度式”建筑在建筑话语上不拘泥于西方正统体系，确因传统水木工匠的参与营造，成为在营造手法上中西融合混生的独特产物。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真正全盘移植正统西方古典复兴风格的建筑，才在上海大规模出现②。

由于地域差异性而发生的建筑材料上的混合也带来了建筑造型上的混合创新。上海的清水砖墙建筑继承自英国维多利亚式建筑。但是在这种继承的过程中，出现了同上海本地青砖混合使用，以及砌筑手法上相互融合，形成了上海当时一种独特的营造手法。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的机制红砖逐渐传入上海。到了80年代，清水砖墙的立面处理手法就在上海大量出现，但是受上海本地青砖的影响，上海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在上海演变为青红两色的清水砖墙建筑，甚至早期的砖墙建筑仍是以青砖为主要材料，价格较贵的红砖只能作为腰线的装饰性材料。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建于1881年的杨树浦水厂。而在对1905年建成的老怡和纱厂的“大工场”的立面材料考据中，也发现这一特征。

近代上海许多典型的文化产品和建筑空间都具有中西融合混生的特征，这也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独特象征。“混生”一词，揭示出驱动城市文化与城市空间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动力来源。在中西融合的社会背景下，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形成竞争优势的有效方式莫过于将外来文化同当地文化之间的相互混合创造，这种混生带有强烈地主动融合的特征，而非简单拼贴，以使其在竞争中占据竞争优势。对于建筑而言，混生性可以通过建造方式、材料、施工组织、表皮风格、空间氛围等多个层面体现，近代上海的城市建筑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注释：

①戏剧界“甲寅中兴”的几位主流推动者，都是从西式戏剧的观演体验中获得了创新的灵感，“欧阳予倩曾惊呼，‘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徐半梅自己去兰心观演还不够，还要拉上另一位中国早期戏剧的重量级人物郑正秋一起看。兰心打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向国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天地，并使他们获益匪浅”（王方，2011：71）。

②这个观点来自伍江先生的论述，他指出，“直到凯德纳在圣三一堂（1869年）中出现，才真正预示着上海建筑正在从殖民地外廊式建筑走向一个全盘移植欧洲本土建筑的新时期”（伍江，2008：46）。

参考文献

[1][中国香港]阿克巴·阿巴斯.国际大都市解析：上海和香港[G]//[澳]约翰·哈特利.创意产业读本.曹书乐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0～227.

[2][意]安伯托·艾柯.开放性作品的诗学[G]//[澳]约翰·哈特利编.创意产业读本.曹书乐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50～156.

[3]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熊月之.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6]Lefebvre，He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 Oxford： Blackwell.1991.

[7].陈从周，章明.上海近代建筑史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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