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西湖寺庙遗址历史与现状研究

摘 要：杭州自古就有“东南佛国”的美称，其自南朝起，佛法大兴，留下了大量寺庙遗存。它们煌盛一时，但大多被湮没于时代的洪流。盛而可考，承古拓今，这就给我们历史研究铺垫了深厚的背景。在古今的对比研究中，我们着重以灵隐寺、净慈寺、昭庆寺、玛瑙寺这四座寺院为例，从建筑基存、煌盛历变、佛法高僧、人流组成、社会作用、发展现状等方面着手，由零入整，并更深一步探究其在新时代中的宗教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

关键词：杭州；东南佛国；寺庙遗存；社会变迁；时代功用

“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杭州自古寺庙众多，高僧辈出，佛学兴盛，源远流长，有着“东南佛国”的美称。在历史上宗教氛围浓厚，留下了丰富的宗教遗存。据清代学者刘士珩《南朝寺考·序》考订，“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南京）乃有七百余寺”，作为“东南佛国”的杭州，其寺院大部分也是梁代以后建立起来的，尤其集中于环西湖沿线。

杭州佛教的发展，使西湖周围形成了南北两山的寺庙群，佛教文化也普及民间，香市热潮不断。但在杭州佛教的发展史上，朝代更迭，社会变迁，寺庙作为佛教文化的中心，命途多舛。“屡建屡毁，屡毁屡建”是其共同的坎坷经历。步入新世纪后，以灵隐、净慈为代表的一批寺庙幸得复建，在原有的基存上进一步发展，逐步繁盛；而以昭庆、玛瑙为代表的一批寺庙在城市发展和市政建设中，逐步消隐，或改作他途，如遗址公园、学校、纪念馆等。现如今，在佛学复兴的同时，旅游文化的开发也随之而来。煌盛，会有其顺应之处；而消隐，也可从中寻找契机。如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令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辉，发挥寺观遗存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等景观建设的优势，促进佛教文化在现代的继承与发展，推动杭州文化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是研究这四所寺庙兴衰历程下的一大意义所在。

一、煌盛延绵：灵隐承旧志、净慈传新光

灵隐寺，又名云林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灵隐寺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孙志《灵隐寺志》载：

东晋咸和三年，竺僧慧理游至武林，见飞来峰而叹曰：“此为天竺灵鹫峰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人咸不信，理公曰：“此峰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修行，必相随至此。”理公即于洞口呼之，二猿立出。有此因缘，连建五刹，灵鹫、靈峰、灵山等，或废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五灯互照，临济子孙居多。①

此后历代以来诸多高僧曾慕名定居灵隐寺，该寺也因僧才济济而声名远播。如被宋孝宗赐号“瞎堂禅师”的慧远禅师，又有明太祖亲封为“十大高僧”之一的见心住持。

南北朝时，灵隐寺得到梁武帝的青睐，规模粗具，香火渐盛。五代十国时，学佛习禅之人日渐增多，佛门禅坛的诗词文章层出不穷。北宋庆历年间，灵隐寺名闻遐迩，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当时的灵隐寺已成天下禅宗圣地。宋高宗和宋孝宗时常到灵隐寺进香，闲暇之际，挥洒翰墨。灵隐寺香火兴盛，香客文人络绎不绝。

据《灵隐寺志》载：

陆龟蒙，字鲁望，居松江甫里。不喜与流俗交，设蓬席，常至灵隐晤丁飞翰之，作《隐君歌》相赠。

亦载：

范仲淹，字希文，为杭州刺史，僧遵式建日观庵，公为之记。灵隐至今相传，有文正公卧榻，公治行，于杭最多也。

除此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文人墨客探访过灵隐这座古刹，苏轼、陆游、白居易均留下过许多诗篇和游记，文人墨客的到来也使得这座古刹名声大振。灵隐寺在历史上有过多次香火渐衰，其中不乏灭佛等原因，经历了北周武帝灭佛、会昌法难、明朝期间四次大火，除大殿、直指堂等殿幸免于难外，其余悉付之一炬。但是随着佛教文化的兴起，灵隐寺的香火依旧兴盛。

我们现在看到的灵隐寺整修于建国后。作为佛教文化场所，在社会上不容忽视的地位。灵隐寺每年举行不少社会性活动，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每年腊八节，发放腊八粥是寺内的传统，同时，腊八节当日寺内会举行大型传供法会、祈福法会、方丈讲经等一系列佛事文化活动。每年农历九月，灵隐寺会举行水陆法会。水陆法会主要是普渡水、陆、空六道众生。胜会规模堪称是中国佛教中，仪式最隆重、最殊胜的大型佛事法会之一。灵隐寺水陆法会历时七天，每天举行诵经、拜忏等佛事，为信众祈福消灾、报恩超度历代先亡及累生父母。2009年开始，灵隐寺发起“托钵行脚”慈善活动，将佛法的慈悲精神，在生活中实践。可以说，现在的灵隐寺是杭州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代表了杭州的佛教文化。

净慈寺位于西湖南面南屏山慧日峰下，是公元954年五代吴越国钱弘俶为高僧永明禅师而建，原名永明禅院；南宋时改称净慈寺。据清释际祥《净慈寺志》载：

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创自周显德元年。吴越钱忠懿王号曰慧日永明院。宋太宗赐额寿宁禅院，寻毁。高宗绍兴十九年改今额。后屡毁。入国朝而建者毁数矣。夫五代迄今几七百余年耳其间废兴不一，矧阿僧祇劫哉。净慈历代诸名德后先创复者，能现翚飞鸟革于荒榛断甃中，其坚固雄猛心与佛往何异哉？②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亦载：

释道潜作罗汉殿。延寿禅师作《宗镜录》，遂建宗镜堂。宋太宗改寿宁禅院。绍兴九年，又改净慈报恩光孝禅寺。既而复毁。孝宗赐金，成之，御书“慧日阁”。③

由此数次记载可知，净慈寺，原建于周显德元年，为吴越国钱弘俶所建。建成后礼请道潜禅师入寺居之，为开山祖师，道潜祖师入寺后请塔下十六罗汉铜像到寺院供奉，并于寺内兴建罗汉堂，为寺院建筑罗汉堂之滥觞。首任主持永明延寿禅师乃是净土宗六代祖师，其所作《宗镜录》为世人所推崇的佛门经典，当代更公认其为“中国佛教集大成者”。

宋时为净慈寺鼎盛时期。北宋时，净慈寺名僧接踵，大德辈出，宋初有“两寿”，即延寿和洪寿，均师法于德韶，兴教于南屏，其佛学教观盛行于当时。继“两寿”之后，又有圆照宗本和大通善本相继住持净慈寺，世称之为“大小本”。他们都曾遍访名山，弘扬禅宗佛法，先后成为北宋京都开封的高僧。宋神宗曾赞圆照宗本为“真福慧僧”、“僧中宝”，要他“方兴禅宗，宜善开导”。 正是由于这些高僧住持，才使“名蓝有光”，受到宋王朝的重视。净慈寺自后周显德元年首建到清代，于南宋最盛，经历近千年，屡毁屡建，难以计数。④

现在我们看到的净慈寺是经过历史上的破坏、时间的腐蚀之后在原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修复和重建而成，力求基本保留净慈寺最初的样貌。以殿前的香炉为中轴线，前有金刚殿，后有大雄宝殿、演法堂、艺术馆以及位于最高处的释迦殿，两侧还有观音殿、济公殿、斋堂。其中释迦殿和济公殿都是2016年才开始对外开放的。净慈寺作为西湖佛教文化旅游景点现在的经营状况是门票十元，有常驻僧侣五十余名，登记在册的长期义工一百余名，以及还另有一些职工。寺庙有着专门独立的计财处和管理处来负责日常的管理经营工作，也设有售卖素斋的净莲居。僧侣中也有着各自的轮班体系，基本上每个殿堂内都有一名僧人在场，为一些游客和居民们讲解室内景观与简单佛理。

在僧人继承与传播佛法同时，净慈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做得很好，具体分为“净慈动态”、“南屏指月”和“古刹庄严”三大版块。净慈动态内分为“净慈法讯”和“净慈报道”，向信众推送各项即将要举办的法会和慈善活动；南屏指月内分为“般若文海”、“慧灯导引”、“南屏禅话”和“传灯续慧”，各个版块各有侧重。净慈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内容详实有趣，且分门别类、引经据典，十分有特色。这种推广的方式值得其他寺庙学习引用，也能使大量的佛法文献、法嗣传承不止停留在古籍上，而是通过新媒体进一步得到宣传。

二、消隐衰颓：昭庆隐佛意、玛瑙藏文殇

昭庆寺位于西子湖畔，宝石山之东。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有“武林昭庆寺，为两山诸刹之最”、“省郡丛林之冠”之称。其最早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石晋天福元年（936）丙申，由吴越王钱氏兴建。宋太祖乾德二年（964）重修，后来由南山宗僧人永智律师再兴。旧名菩提院，北宋天禧（1017-1021）初年，菩提院赐改名为“昭庆”，真宗赐额“大昭庆律寺”。

昭庆寺在历史上为朝廷所重视，常蒙受恩泽而多有盛典，如康熙、乾隆等多次驾幸昭庆，皇太后也常鸾舆临寺。除赐香烛银、龙烛名香、《藏经》之外，乾隆更是钦赐“深入定慧”匾额并为其题诗一首，这些殊荣无疑都提升了当时昭庆寺的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天下有名的佛寺。

同时昭庆寺是传承南山律宗的重要律寺，僧众长期坚持重视律学研习，放戒不辍的优良传统，孕育了允堪、元照、书玉等著名律师，有“固知传天下律宗，推昭庆律师为最上矣。”之说。《大昭庆律寺志》对其戒律更有高度评价：

戒法之入中国，自曹魏始。阐戒为南山独擅，而戒义之精唯许昭庆，天下应宗昭庆矣。

此外因宋南山律宗祖师永智大师兴建，允堪传承创地涌戒坛，“钱塘白莲社主”之称的净土七祖省常大师、天台宗祖师遵式大师先后于此驻锡，所以也有“一庙三宗祖师”之谓。

旧时昭庆寺面积远胜灵隐，清人吴树虚在《大昭庆律寺志》对其规模有所记载：“寺址东界武陵郡城，南界钱塘湖岸，西界石函桥放生碑石，北界庆忌山塔。”同时于自然风光论，可以说湖光山色，尽得其中。《昭庆寺律志》云：

昭庆、净慈，对峙南北，称两大焉。辨方位，揽高深，全湖如镜，溶漾乎其前；长堤如带，绵亘乎其中。

昭庆寺曾与净慈寺齐名，是杭州环湖百刹中最宏敞伟丽、道风最盛的两个道场。内部也有钟楼、千佛阁，白莲、绿野堂诸胜，楼前有天王殿、放生池、万善桥等，规模宏伟。加之地理位置优越，庙址介于钱塘门与武林门之间，东有旧时的望湖楼，西有石函桥，是当时西湖香市活动必经的繁华要道。明代诗人在张岱《西湖香市记》中有寫：“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社会经济十分繁荣，宋苏轼、明袁宏道、晚明张岱、民国弘一法师等都曾来访并留下文学作品。

虽昭庆寺在民国三四十年代尚与净慈寺、灵隐寺、圣因寺同为杭州四大古刹，但如今灵隐、净慈还是香火鼎盛，游客络绎不绝，而圣因遗址却改为中山公园与文澜阁的一部分，昭庆寺也被改造成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文艺活动场所。

这是因为昭庆寺在历史上命途多舛。它在宋元之季三毁于兵，则三建；二灾于火，则二建；而到明代却是五毁于火，则五建；清代亦复如此。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因为西湖边造马路的缘故，拆掉前殿天王殿，拆掉了万善桥填了桥下的青莲池；之后的抗战时期，杭州沦陷，日本军曾在这里屯兵养马；再是文革拆掉一部分，最后把剩下的一些房子拆了，建造了省人民大会堂。在经历了市政建设、抗战、文革等后终不复存在。

如今昭庆寺里街22号，只留下一个殿宇（昔日的大雄宝殿）在高大的树荫遮蔽中，露出精致的檐角。旁边是热闹的游乐设施。近观，可看到殿前的匾额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则是偏篆体的“联谊厅”匾额。殿内也基本失去了曾有的装饰，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简易的聚会场所——塑料的椅子略带凌乱地摆在大殿的两侧，大殿正中则是搭建起了简易的台子，里面没有佛像，也没有香火。据青少年宫的管理人员所说，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是它最富有“人气”的时候，附近的老人们会聚集在此，晨练、互相坐着聊天……除了这个时间段之外，整个大殿便冷冷清清的。殿门也落了锁，管理人员只有一个。问及关于昭庆寺的历史记忆，少年宫的工作人员也大都不知。殿前一块孤零零的由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7月树立的“昭庆寺旧址”石碑，才告诉人们这曾是昭庆寺的遗址。

虽然现状凄惨而令人感伤，但浙大外国语学院沈弘教授《追寻昭庆律寺的昔日辉煌——挖掘外国友人为我们所保存的历史记忆》却给予复兴佛教文化的新角度。其中讲述了昭庆修复重建之路何以难以实现。尽管2005年，为了整治保俶路，杭州市政府专门制定了“历史文化碎片保护整治方案”，准备要再现昭庆寺的香市胜景，但后续遥遥无期。他认为历史资料的匮乏是重要原因，并以清末民初考察过昭庆寺的四个外国人：驻杭州领事馆的美国外交官云飞得，担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美国传教士费佩德，美国东亚艺术史学者马尔智和丹麦建筑师艾术华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的日记著作和拍摄的关于昭庆寺的一系列老照片，为我们见证其民国风貌提供了图文并茂的资料。由此可知，环西湖寺观遗址的修复重建需要利用好中外的资源，跨不同的专业领域，用世界性的眼光来收集丰富历史资料。

玛瑙寺最初兴建在“质若玛瑙”的山坡（葛岭山麓）上，因此得名。后晋开运三年（946），五代吴越国第三代国王钱弘佐在西湖孤山的玛瑙坡重建玛瑙寺，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英宗御笔赐额“玛瑙宝胜院”，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宋高宗诏令在该地建四圣延祥观，将玛瑙寺迁至今天北山路上的葛岭路，后来经过多次天灾人祸，屡毁屡建，直到变成今天的玛瑙寺旧址。

原始景观可参见《清代园林图录》，为吴越国时期的风格和理念，有江南庭院特有的端莊和沉静，亭台楼阁，草坪花坛，曲径通幽，颇有江南古典园林韵味。宋时，苏轼为其创作《腊日孤山访僧》。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玛瑙寺迁回葛岭山麓，玛瑙寺的僧人元敬和元复从“拆迁”整理的资料中，收集了从东晋咸和到南宋绍兴800多年间30位杭州高僧的事迹，留下了传世的《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成为了玛瑙寺历史中最重要的文化典籍。

玛瑙经房与昭庆寺慧空经房并驾齐驱，刊刻流通了数量庞大的宝卷等宗教文献。近代，玛瑙寺1921年由住持清澈重建，到1929年，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迎接西湖博览会而拓宽北山街，匆忙中拆毁了玛瑙寺的大部分建筑，只留下大殿（此后失去了宗教场所的功能）。1940年至1946年其作为西湖小学前身市立圣湖小学所在地，1963年至1973年是西湖小学玛瑙寺分部。后作为民居存在。2004年在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工程实施过程中，玛瑙寺得以修缮。迁出了玛瑙寺内的居民，全面整修了留存的古建筑及庭院，并参照《清代园林图录》里的玛瑙寺图，修复了部分景观。2008年后主要被作为“连横纪念馆”之用。

现在踏入玛瑙寺，左边为5间西厢房，右边是3间东厢房，这里就是昔时大殿的旧址，但已荡然无存。遗址仅剩下20余个“磉鼓”为原大殿木柱柱础。新修复的房舍有亭、台、楼、阁、廊等。其中圆门曲径，莲池花坛，青砖铺地，均依据原样复制。走到大殿东首，有两层仆夫楼，飞檐翘角，颇具江南古典园林韵味。楼前有一小亭，称“仆夫亭”。里面新添有展示台湾风情的陈列厅、放映区进行科普教育。有雅言图书馆，可以在馆内自由阅读，但全部是关乎连横和台湾的资料。连横纪念馆的建造在保护遗址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并促进了台湾文化的传播。作为杭州市青少年第二课堂以及涉台教育基地有着促进台湾历史文化的教育意义与社会功用，但这也令玛瑙寺丧失了原有的宗教文化涵养。

在文献与实地资料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古今对比的角度整理出灵隐寺、净慈寺、昭庆寺、玛瑙寺这四所寺庙的历史演变的脉络，着重进行横向的盛衰比较，以灵隐净慈为一脉，昭庆玛瑙为另一脉，主要着重在建筑规模与开发模式，当下的社会作用与影响力广度方面，发现了寺庙文化与功能逐步弱化的隐忧。在旅游与宗教并存发展当下，应利用旧照片、新媒体传播佛教文化，延续佛教传统，系统化地进行佛教研究，加强杭州佛教遗存的保护、恢复和开发工作，提高城市的文化自信。

注释：

①（清）孙志.《灵隐寺志》，西湖文献集成22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

②释际祥.净慈寺志，《西湖文献集成》第23卷，2004.

③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东方出版社，2012.

④释际祥.净慈寺志，《西湖文献集成》第23卷，2004.

参考文献：

[1]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M].杭州出版社.2004.

[2]白化文、张智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M].广陵书社.2006.

[3]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M].杭州出版社.2007.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M].东方出版社.2012.

[5]蒋艳、德村志成.论旅游业与佛教文化的共赢发展——以杭州灵隐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1.

[6]消失在记忆中的昭庆寺.http：///content/14/1213/02/17132703_432533043.shtml.

[7]徐仪明.论南宋灵隐寺慧远禅师的禅学及其修行[J].宜春学院学报.2014.11

[8]沈弘.追寻昭庆律寺的昔日辉煌——挖掘外国友人为我们所保存的历史记忆[J].文化艺术研究.2010.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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