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家的“正统观”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是胡汉纷争、政权林立的时代，也是中国史学大发展的时代。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史学家的“正统观”普遍十分强烈。他们的“正统观”主要体现在确立“正统体系”和明“夷夏之辨”这两个方面上。魏晋南北朝史家们在采用何种“正统体系”的问题上虽存在细节纷争，但大都同意“晋承汉祚”这一基本框架，而他们明“夷夏之辨”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确认当世“正统”地位的归属，在理论基础上为本朝的正统性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史学家 史学 正统观

梁任公曾敏锐地指出：“两晋六朝，百学荒秽，而治史者独胜，在晋尤著。”①《隋书·经籍志》记载：“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记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②而其中大部分完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此可知，在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确实到达了一个高峰。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繁荣的表现与特征、史学得以繁荣的原因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真知灼见③。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却很少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中的“正统观”进行专题研究。涉及这个问题的专题研究，只有马小能的《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④。马小能认为：“首先，由于王朝更迭频仍，为凸显新朝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史书修撰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都非常注意弥缝与讳饰。其次，面对魏、蜀、吴三国鼎立政权，由于时代背景的迥异，史家对三国孰为正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再次，南北对峙时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a正闰之争，主要通过夷夏之辨的方式进行，然而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夷夏色彩逐渐淡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越发凸显。”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各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加强的同时，夷夏色彩似乎并未因之趋于淡薄，反而有浓厚之势。其实，文化认同意识与夷夏之辨观念并不是相互对立存在的，两者都服务于这一时期各政权之间的“正统”地位之争。

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说：“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⑤这段话十分清晰地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政权中，有野心逐鹿中原、问鼎天下者没有不竭力追求“正统地位”。这样一来，那个时期的史学家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而他们的“正统观”则可以通过其史学著作彰显出来。因此，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中的“正统观”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乃至当时的思想文化的认识。下面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略作分析，以对这一时期的“正统观”稍作探讨。

一、“晋承汉祚”正统观

哪一个政权能承天受命，接替汉朝成为正统？这一个问题不仅困扰了那个时期的各个政权，也困扰着当时的史学家。关于魏晋时期的正统体系，当时有两种观点。一是以陈寿及其著作《三国志》为代表的“汉—魏—晋”正统体系，一是以习凿齿及其著作《汉晋春秋》为代表的“汉—蜀—晋”正统体系。

从《三国志》来看，陈寿为曹魏的皇帝立纪，却只为与魏鼎足而立的蜀汉政权及孙吴政权的君主立传，这本身就已表明，在陈寿眼中，正统的更替顺序应该是“汉—魏”。何况在《三国志》中，陈寿提及曹魏君主、蜀汉君主、孙吴君主时，其称呼的尊卑程度亦明显不同。有学者为陈寿辩解道：“陈寿写《三国志》时已入晋为官，而晋是承袭曹魏统一全国的，因而既不触犯晋代魏而立这一政治现实，又不任意贬低蜀、吴两国的历史地位，实非易事。陈寿煞费苦心，采用三国历史并叙的方法，只不过在形式上做了文章。如只为曹魏几代皇帝立‘纪’，而蜀、吴皇帝则称‘主’立‘传’，但记事方法基本相同；而且书名统署《三国志》，以示三国地位相当。”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也有此看法，称“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⑦然而，这类解释似乎忽视了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名分”观念根深蒂固，儒家学说特别强调“正名”，当时林立的大部分政权也在不遗余力地追逐“正统”地位。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陈寿却仍然决定把标志“正统”地位的“纪”给予曹魏，把标志“臣子”身份的“传”给予蜀、吴。其二，刘蜀自立国到灭亡，就以继承汉祚自居而未称“蜀”，“蜀”是陈寿强加给刘蜀政权的。这两点合在一起表明，在陈寿眼中，继承汉祚的只能是曹魏而不是刘备所建的自称“汉”的偏安政权。至于《三国志》中陈寿“尊曹抑刘”的其他表现，马小能在《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一文中有详细论述⑧，故不赘述。

据《晋书·习凿齿传》记载，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的正统体系是“汉—蜀—晋”⑨。有人责问他说“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习理直气壮回答道：“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闇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俛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恒实，取之而无惭，何与诡事而托伪，开乱于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后，三恪之数不宜见列。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⑩显然，在他看来，“篡逆”的曹魏是不配继承汉祚的，而且他似乎也不愿让偏安的蜀汉成为正统，所以他将三国鼎立时期定性为“万姓旷而无主”，即不存在正统的君主。至于他为何还在《汉晋春秋》中硬要认定“蜀以宗室为正”{11}，或许正如《晋书·习凿齿传》所说的，是出于他要“著《汉晋春秋》以裁正”桓温的“觊觎非望”{12}的考量吧。

值得注意的是，习凿齿为东晋人，而陈寿则在蜀汉灭亡后出仕于西晋，即可视仕宦于西晋的陈寿为晋人，所以无论他们自愿与否，两者“尊晋”之心亦应该相同。但是两者在汉、晋之间所设置的过渡性正统王朝却截然不同。习凿齿的做法表明，陈寿既可以将正统体系直接设置为“汉—晋”，又可以设置为“汉—蜀—晋”，而且这两种做法在理论上都说得通。何况，陈寿曾经仕蜀，他大可以将“正统”之名给予蜀汉，而将“越魏继汉”{13}的荣誉冠冕堂皇地给予西晋，这岂不更加完美？这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陈寿将曹魏视为继承汉祚的正统王朝应该不是“被迫”的。

这一时期的其他史家也在修史过程中采用不同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正统观”。魏收撰写《魏书》时特设《僭晋司马叡》一卷，其用意很明确，即为北魏争取正统地位。不过，他采用这个名字，也体现了他所认定的正统体系。“僭”者，即超越本分之人，被“僭越”者，即“正统”之所在也。由是，“僭晋司马叡”在批判司马叡非分僭越行为的同时，也将西晋视为正统王朝。南朝梁沈约在《宋书》中，将东晋禅让于刘宋一事视为晋室“天禄即终”，这可以看出，他认同将西晋作为正统王朝的做法。不过，他同时认为，晋“归禅于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14}，所以他的完整正统体系应是“汉—魏—晋”。何法盛所撰《晋中兴书》记载了东晋一朝史事{15}，他视东晋的建立发展为“西晋”之中兴，亦间接表明了作者把西晋视为“正统”的观念。梁武帝命群臣集体编写的《通史》一书，“起三皇，讫梁”{16}，其中“三国时以魏为正统，列吴、蜀为世家，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以东晋南朝为正统，列十六国、北魏于《夷狄传》”{17}。这说明，这群史书编撰者认为，西晋是上承汉魏下起东晋南朝的正统王朝。在《十六国春秋》{18}中，崔鸿既将纷争林立于北方的十六个政权分别著录，又不将定鼎中原的北魏和自认为基础汉晋衣冠的东晋、刘宋、萧齐推为“正统”或蔑为“僭越”，这似乎表明在作者眼中，这些政权都没有资格继承西晋的正统地位。言外之意，只有西晋才是正统，“正统王朝”的这一殊荣在西晋灭亡后暂时悬空了。

由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及其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正统观来看，当时史家们更多的是承认“汉—魏—晋”这一正统体系，而且无论当时的史学家在汉晋之间夹杂了哪个政权，他们普遍承认“西晋是最终继承汉祚的正统王朝”。

二、“夷夏之辨”影响下的正统观之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并起，除了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政权林立的状态。期间，东晋南朝的汉人政权皆自恃华夏衣冠而宣称正统，斥在北方建立政权的胡人为“索虏”{19}；北方政权亦自诩承接汉魏晋正朔，视东晋司马氏政权为“僭晋”，蔑东晋南朝其余重要历史人物为“岛夷”{20}。北方胡族政权积极推行汉化、改行汉制{21}，目的正是要与东晋南朝争夺正统地位。由此可知，“夷夏之辨”是“正统”与否的评判标准。受此影响，这一时期史学家的正统观也蕴藏在他们的夷夏观之中。

成书于北齐的《魏书》，称东晋掌权士族和南朝宋、齐、梁的君主及宗室为“岛夷”，而“岛夷”一词，便是从文化层面进行定义的。在《魏书》中，魏收极力渲染东晋南朝地理环境的恶劣，“……遂都于丹阳，因孙权之旧所，即禹贡扬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阳为攸居，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所谓‘岛夷卉服’者也”；将其人民贬低到与蛮夷戎狄同列的地位，“《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薮泽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并且评判其风俗轻急无礼教，“俗气轻急，不识礼教，盛饰子女以招游客，此其土风也”{22}。这一系列做法，就是要在文化层面夺去东晋南朝与生俱来的可用于争夺正统地位的资本。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魏收并没有以此种“恶劣”的手段对待刘渊、石勒、姚苌等人，而只是简单地在他们名字之前加上了他们的民族身份。这是因为，刘渊、石勒、姚苌等人的民族身份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在本质上就不具备争夺正统地位的文化资本，故无需强力剥夺。

成书于南朝梁的《宋书》，则称在北方建立政权的胡人为“索虏”，而“索虏”一词，同样是从文化上进行定义的。《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索虏者，以北人辫髪，谓之索头也。”{23}由此可知，“索”本指北方少数民族的发辫，沈约宁愿采用北方少数民族结发辫这一风俗习惯来代指这些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异族，也不屑于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号，何况在“索”字之后加个“虏”字，其对异族的侮辱仇恨已表现得无以复加了。联系孔子所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知，南朝人正是通过在文化习俗上对异族进行蔑视嘲讽，衬托出他们自己才是“汉晋衣冠”的真正继承者。既然这些异族政权在文化上与华夏文明殊异，那么它们便不配与中原风华所在的东晋南朝争正统了。

由上述两例可知，南北朝史家们之所以竭力标榜自己所仕的王朝及其所承王朝是华夏文化的正宗继承者，竭力贬斥竞争政权为蛮夷，无疑是想通过明“夷夏之辨”达到他们为本朝争夺正统地位的最高目的。这一点，无论在汉族政权还是异族政权，都是存在的。

结语

《管子·正第》中说：“守慎正名，伪诈自止。”中国社会自古就讲究“名正言顺”，这一传统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每一个追求天下一统的政权基本上都会竭力追求正统地位，确立自身正统性，以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在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四分五裂，南北对峙，三十多个政权如走马灯似地兴衰更替，使得其中有问鼎天下野心的政权对正统地位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一时代特征也鲜明地反映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家身上及其著作之中。

魏晋南北朝史家对“正统体系”的争论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汉—魏—晋”正统体系，一是以“汉—蜀—晋”正统体系，其中前者受到了当时史家的较多承认。不过，即使他们在细节之处有所争执，但他们普遍承认“西晋是最终继承汉祚的正统王朝”。而且，南北朝史家为了替本朝争夺正统地位，在修史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夷夏之辨”。他们从文化层面出发，通过明“夷夏之辨”从根本上确定自身政权的“正统性”。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11：19.

②[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992.

③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表现与特征的研究有：柳维本：《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8期。石荣伦：《魏晋南北朝史学特点及成因》，《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翟林东：《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经世特点》，《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马艳辉：《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第三章，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以发展的原因的研究有：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8期。石荣伦：《魏晋南北朝史学特点及成因》，《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王海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概述》，《唐山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雷震：《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朱春龙：《从文化形态史观探析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第三章.

④马小能.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学习与探索，2010（4）.

⑤[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466.

⑥王炜民.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阴山学刊，2003（3）：69.

⑦[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赵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122.

⑧马小能.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215—216.

⑨[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2154.

⑩[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第2157页.

{11}{12}{1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第2154页.

{14}[梁]沈约：《宋书》卷一《武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页.

{15}[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第955页.

{16}[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第956页.

{17}王炜民.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第70页.

{18}[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本文所据为[清]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济南：齐鲁书社，2000.

{19}[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20}[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十六至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1}如刘渊，苻坚，北魏孝文帝，等等.分见《晋书·载纪》，《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22}[北齐]魏收.《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睿》，北京：中华书局，1974：2092-2093.

{2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218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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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清]赵翼.赵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2.

[17][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M].济南：齐鲁书社，2000.

[20][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92-2093.

[2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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