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摘要]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关键词] 山东；青铜乐器铭文；诗乐；文学批评；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1—0096—06

周代，山东古国很多。黄盛璋《山东诸小国铜器研究》说：“山东古国西周时以齐、鲁为大，齐鲁而外，小国林立，春秋经传所记为数众多，入战国后则渐为齐、楚吞并，为数日少。”[1]周代山东古国，除齐、鲁外，具体还包括莒、宿、鄫（上曾）国、费、邳、曹、滕、小邾国、薛、邾、黄等。这些古国的铜器，都有或多或少的发现。不过，与诗乐批评思想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青铜乐器铭文。周代山东地区的诗乐发展极为繁盛，根据考古发掘，目前已知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编钟数量就有357件。据王清雷《山东地区两周编钟的初步研究》统计，山东地区出土的编钟包括两周编钟14件，春秋编钟239件，战国103件，而其中镈62件、甬钟145件、纽钟150件[2]。这说明，周代山东地区的诗乐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相应的，其诗乐批评思想发展水平亦不会很低。下面，我们重点探讨山东青铜乐器铭文中的诗乐批评思想。

一以“和”论乐

“和”是周代诗乐观的核心范畴与理论。周代青铜乐器铭文中，以“和”论乐、评乐是十分普遍的。山东青铜乐器铭文自然亦不例外。例如，西周中期，莒钟（厘伯钟）铭

本文所引青铜器铭文释文，主要参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金文集成》以及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引用时为表述方便，对释文中的某些通假字直接改用本字；对某些释文中的个别字句，笔者认为不妥的，则根据铭文上下文语境或参考其他诸家释文直接改之。特此说明，后文不再出注。：

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考厘伯和林钟……[3]（P56）

此为西周中期莒国青铜乐器铭文之一。莒国，在西周乃至之前的历史文献基本无载，故出土的西周莒国之铜器，对研究莒国以及古代山东政治文化有十分重要之意义。此钟乃诸侯铭刻功烈所铸。“首”当是莒国国君，因获周天子之赏赐而为父厘伯作祭器。此钟铭文的核心诗乐观就在于“和”上。“林钟”为古代十二乐律之一，代表了诗乐理论中较高的研究水平。而加“和”字于其上，则表达了莒人的诗乐批评标准。以“和”为诗乐的核心与最高境界，这既是莒人的诗乐审美追求，也是整个周代礼乐体系的核心思想。该钟对诗乐观的表述与话语形式，均与周王室诗乐批评理论完全一致。[4][5]这说明，至少西周中期，莒国的诗乐文化发展水平与周王室同步。周代诗乐思想与制度是如何在远在山东滨海的莒国实现同步发展的呢？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与文化制度紧密相关。莒国传为伯益后裔，而伯益是最早融入华夏的夷族。莒在商代为姑幕国，在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的政治变革中，莒人全力助周灭纣，并于周初获封。从此，莒国成为西周之属国，融入西周政治文化之中。因此，西周时期的莒国，应该拥有与周王室同样的政治礼乐文化制度。故在青铜乐器铭文中，莒国呈现出与西周王室毫无二致的诗乐观念。而且，以“文”范畴来赞美先公先王，用诗乐来愉悦神格化的先祖等，均与周室的文学批评思想一致。这样的思想观念在莒国青铜乐器铭文中是十分普遍的。又如，西周中期，莒钟铭：

莒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宾……[3]（P53）此莒钟，乃为己伯作器。“用追孝于己伯”属于娱神，而“用享大宗，用乐好宾”则属于典型的乐人了。莒国诗乐观与周王室一样，其对娱神与乐人的诗乐功利目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再如，西周晚期，益公钟：

益公为楚氏和钟。[6]（P10）

此器1932年出土于山东邹城。据器铭可知，此乃益公为楚氏作器。楚氏不可考，不过根据类似金文，大概可以判断，楚氏为一位女性，例如，西周中期，乎簋：

乎作姞氏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7]

此铭“乎作姞氏宝簋”与益公钟“益公为楚氏和钟”在句式上基本相同，且二器铸作时间亦比较接近，当为同一时期的铸作风格。乎簋乃丈夫为妻子作器，则益公钟似乎也是益公为妻子楚氏作器。益公，今已难详考。既云“和钟”，则益公钟铭文以“和”评乐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类似的，西周晚期，鲁原钟：

鲁原作和钟，用享考。[6]（P11）

鲁原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鲁国仅有青铜钟。鲁原作钟，目的在于飨祀神格化的先祖。其以“和”作钟，所希冀的正是通过诗乐之和最终达到“神人以和”。同样，春秋晚期的邾叔钟和邾君钟亦是如此：

邾叔钟：唯王六（月）初吉壬午，邾叔之伯□友，择厥吉金，用铸其和钟，以祚其皇祖皇考，用祈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6]（P34）

邾君钟：邾君求吉金，用自作其和钟□铃，用处大保……[6]（P40）

邾国为鲁国之附属国。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才在邾建立邾国，附庸于鲁国。邾国又作邹国，亦称邾娄，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邹鲁文化”的“邹”即指的是邾国。邾国文化发展水平很高，春秋时期国力曾一度强盛并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出土的邾国青铜乐器也是山东各古国中较多的，充分反映出邾国高度发达的诗乐文化。邾叔钟、邾君钟正是邾国青铜乐器中的重器。据二器铭文不难发现，以“和”铸钟，以“和”评乐乃邾国诗乐文化之基本理念。

“和”在山东青铜乐器铭文中的表现有时是很具体的。例如，春秋晚期，莒叔之仲子平钟：

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其游钟，玄镠，乃为之音，央央雝雝，闻于夏东，仲平善祖考，铸其游钟，以乐其大酋圣智恭良，其受此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3]（P136）

就诗乐之和来说，此钟具体表现在：

其一，游钟形制上的色彩之和——玄镠。类似话语在邾国青铜钟铭中亦不少，如邾公牼钟“择厥吉金，玄镠肤吕”。邾公华钟“择厥吉金，玄镠赤”。这些都是指青铜乐器的色泽适度，呈现出视觉上的中和之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说：

镠者，《尔雅·释器》“黄金谓之，其美者谓之镠”。《说文》云“，金之美者，与玉同色”，又云“镠，黄金之美者”。《禹贡》“梁州贡镠铁银镂”。《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云“黄金之美者谓之镠”。此铸器知所谓黄金者实是铜。玄镠即《说文》所谓“与玉同色”者也。肤吕与玄镠对文，肤假借为黸，黑色也。吕乃铝省，此假借为炉。[8]（P405-P406）

因此，“玄镠”、“玄镠肤吕”、“玄镠赤”，都是形容青铜乐钟的色泽之美，或黑红杂糅，或“与玉同色”，颜色适度，给人一种视觉上之和美。

其二，游钟演奏时的声音之和——央央雝雝，闻于夏东。一个“闻”字，充分说明这是对乐钟于听觉层面的中和之审美。央央雝雝，这是用叠字来描绘游钟演奏时的声音和美。这种表现诗乐之和的方式，在周代中央王室以及各诸侯国的青铜乐器铭文中是十分普遍的，如宗周钟“仓仓悤悤，央央雝雝”、秦公钟“其音锗锗雍雍”、蔡侯甬钟“简简和钟”、王孙遗者钟“阑阑和钟”等。这种对诗乐声音的审美表述方式，在《诗经》中亦比较常见，如《小雅·蓼萧》“和鸾雝雝”、《小雅·鼓钟》“鼓钟将将”、《周颂·执竞》“钟鼓喤喤，磬管玱玱”等。这也说明，周代山东地区的诗乐观，无论话语形式，还是基本范畴与理论，均与中央王室及当时整个社会的诗乐思想高度一致。

其三，游钟制作以及应用的终极目的——神人以和。以诗乐沟通神人关系，其渊源有自。在殷商甲骨卜辞的诗乐活动中，以诗乐祭祀山川之神与神格化先公先王比较普遍，其以诗乐沟通神人的思想已经十分明显。[9]这种思想在周代诗乐观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西周中期，钟：

敢作文人大宝协和钟，用追孝敦祀邵格乐大神，大神其陟降严祜，业绥厚多福……[3]（P219）

西周后期，宗周钟：

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竞，我唯司配皇天。王对作宗周宝钟，仓仓悤悤，央央雝雝，用邵格丕显祖考、先王，先王其严在上……[3]（P227）

这里，以诗乐沟通神人关系的思想表露得十分明确。这种认识，在《诗经》中也有充分反映。例如，《周颂·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鼗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诗篇中“先祖是听”明确阐述了娱神的诗乐观念。而“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则又充分体现出“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诗乐理念。这是《尚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思想的充分体现。乐器的铸造与演奏，诗乐的终极目的在于神人之和合。莒叔之仲子平钟铭文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诗乐用途就在于飨祀祖考，乐其大酋圣知等，这正是神人以和思想的表现。

诗乐之和，并非仅仅只是局限于诗乐的视听之审美观中，其政治目的也是十分明朗的。诗乐之和，通过作用于神与人，于神祈求福禄、祓除灾祸，于人陶冶情性、协和人际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政治之和与百姓之和，乃至天下、四方之和。这点在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表现也是十分清晰的。例如，叔夷编钟与叔夷编镈：

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师于临淄。公曰：汝夷，余经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坠夙夜，宦执而政事，余弘厌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军，肃成朕师，与之政德，谏罚朕庶民，左右毋讳。夷不敢弗敬戒，虔恤乃尸事，戮和三军徒御，雩乃行师，慎中乃罚。公曰：夷，汝敬供司命，汝应奉公家，汝恐劳朕行师，汝肇敏于戎功。余赐汝莱都糈爵，其郡三百。余命汝治司莱御，国徒三千，为汝敌僚，夷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对扬朕辟皇君之锡休命。公曰：夷，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敌僚，余用登纯厚，乃命汝夷，毋曰余小子，汝捍余于艰，恤虔恤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兰佐卿为大使，继命于外内之事，中敷明刑，汝台敷戎公家，应恤余于明恤……[6]（P81-P85）

叔夷编钟今存十三器铭，多者80余字，少则10余字，十三器共计605字。叔夷编镈8器，铭文480字。叔夷编钟与叔夷编镈是齐国故城出土的大型青铜乐器。乃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由青州临淄县民于齐国故城耕地所得，其中钟十余款。薛尚功论叔夷编镈曰：

其铭之铺张又如此，此臧武仲所谓“作彝器，铭功烈，以示子孙，以昭明德也”。齐之中世，栢公之业替焉，文字之传，尚复粲然可观，若此，“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信矣！[10]

显然，器铭之“铺张”，足见齐国文化之粲然可观，更显示周代“郁郁乎文哉”的深厚文化底蕴。于叔夷编钟和叔夷编镈，可见齐国诗乐体制规模之庞大，可窥周代诗乐文化之丰富。叔夷编钟与叔夷编镈不但形制上规模盛大，而且，其铭文的篇幅与内容，均呈现出一种泱泱大国的磅礴气势。这也代表了山东地区青铜乐器铭文所呈现出的强烈地域文化特征。叔夷编钟与叔夷编镈是诗乐之和与政治之和有机交融的典型代表。

叔夷编钟与叔夷编镈铭文记载的主要是齐侯赐命大臣叔夷的内容。齐侯命令大臣叔夷为三军之长，肃成齐国师旅与齐国之政德，整饬齐国庶民百姓而不讳。并赏赐叔夷田地、车马、徒众以及吉金等。叔夷表示一定小心翼翼夙夜谨慎地完成执事。其中，叔夷的言辞中体现了强烈的中和思想。诸如“穆和三军徒众”，这是治理军队的基本思想；“慎中厥罚”，这是掌管师旅与庶民的基本原则。齐侯的话语中也不无中和思想，诸如，“康能乃有事”，这是告诫叔夷要和谐处理内外之事；“中尃明刑”，这是要求叔夷“执中以布明刑”[11]。齐国君臣在政治思想中表现出来的中和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那么，这样的政治之和又是如何体现在钟镈的诗乐之和中呢？关键在于诗乐的基本功能。“礼别异，乐和同”。诗乐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协和人际关系，沟通各等级之间思想与情感，从而达到政治上其乐融融之局面。因此，诗乐之和，实质上也是实现政治之和的基本手段。关于这一点，叔夷编钟与叔夷编镈铭文是有明确表述的：

用作铸其宝镈，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寿灵命难老，丕显皇祖，其作福元孙，其万福纯鲁。和协而有事，俾若钟鼓外内剀辟，都都誉誉，造而倗侪，毋或丞类。汝考寿万年，永保其身，俾百斯男而艺斯字，肃肃义政，齐侯左右，毋疾毋已，至于世曰武灵成，子子孙孙永保用享。[3]（P253）

其一，诗乐之和的娱神祈福。诗乐以和娱神。娱神，获得的直接目的是“祈眉寿灵命”、“作福元孙”、“万福纯鲁”等，从而万世享成，永保其身。终极目的仍然落实在维护与巩固政权与统治。

其二，诗乐之和与政事之和相辅相成。声音之道与政通，除了诗乐娱神祈福达到政治目的外，乐人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其中包含两方面，一是个人以诗乐修身养性，完成较好的政治品格。二是以诗乐交流情感，增加和睦。“和穆而有事”正是这种思想观念之体现。“俾若钟鼓外内剀辟”，是说要让诗乐钟鼓使内外皆和谐通畅不滞。政治之和，关键在于政令是否上下通畅，上下等级间思想是否和谐统一，而通过诗乐钟鼓的交流与熏陶，在“乐和同”中实现内外剀辟。从叔夷编钟与叔夷编镈，我们不难发现，以“和”论乐、评乐，是周代山东诸侯国诗乐观的基本内核。这种“和”的诗乐理念，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诗乐之和与政治之和相交融，青铜乐器所承载“和”之文化意蕴是十分深厚的。

二对诗乐功能之认识

上文在分析山东青铜诗乐铭文的以“和”论乐中，已经不同程度涉及到了对诗乐功能观的认识。对诗乐功能的认识与表述，在山东青铜乐器铭文中还有更为具体与明确的话语。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些材料，来进一步探讨周代山东地区的诗乐批评思想。

1.对诗乐乐人等方面功能之认识

例如，前文所引莒钟：“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宾。”其中，“追孝于己伯”属于娱神，“用享大宗”属于愉悦宗族，“用乐好宾”属于愉悦宾客。此铭对娱神乐人的诗乐目的表述十分明确。又如，春秋时期，邾公钟：

陆融之孙邾公作厥和钟，用敬恤盟祀，祈年眉寿，用乐我嘉宾及我正卿，扬君灵以万年。[3]（P65）

此铭中，对诗乐功能的阐述比较具体，有敬恤盟祀，有祈年眉寿等。其中，“用乐我嘉宾及我正卿”，这是明确的乐人观念。与《小雅·鹿鸣》“以燕乐嘉宾之心”[11]（P405）的诗乐观完全一致，是周代主流核心诗乐价值观的反映。邾国青铜乐器铭文对诗乐功能的阐述十分丰富，又如，春秋晚期，邾公钟：

唯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邾公择厥吉金，玄镠肤吕，自作和钟，曰：余毕恭畏忌，铸此和钟二堵，以乐其身，以宴大夫，以喜诸士，至于万年，分器是持。[6]（P45）

这里的乐人观念又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乐己——“以乐其身”。这是作器者以诗乐愉悦自己，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性。其二，乐他人——“以宴大夫，以喜诸士”。这是作器者以诗乐愉悦他人。值得注意的是，作器者已经充分意识了情感在诗乐中的巨大作用。《礼记·乐记》云：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2]（P1536）

这段话语，无疑是对周代诗乐实践的理论升华。用什么样的诗乐去感人，这是十分关键的，直接关系到天下安宁。正声感人，则和乐兴；奸声感人，则淫乐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乐思想。而邾公钟显然是正声感人的最好诗乐实践之一。其中的“和钟二堵”已经充分表明这是典型的正声雅乐。“二堵”涉及周代悬乐制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说：

堵者，《周礼小胥》“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郑注：“钟磬者编悬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在《左传》襄公十一年“歌钟二肆及其镈磬”，杜注：“悬钟十六为一肆。”郑说与《左传》及杜注异。郑意谓钟磬同在一虡各八则为堵。故曰“二八十六枚”。钟十六枚在一虡，磬十六枚在一虡，共二堵三十二枚始谓之肆。《左传》及杜说则言钟而不及磬。是杜意则钟十六枚为肆，磬十六枚亦为肆，半之则钟八枚为堵，磬八枚亦为堵。征之彝铭，本器言“和钟二堵”，《洹子孟姜壶》言“鼓钟一肆”，肆、堵均单以钟言而不及磬。《郘纟原钟》言“大钟八肆，其灶四堵”，灶者簉磬也。《怀石磬》云“择其吉石自作灶磬”，灶即造之异，与簉通，盖金乐以磬为之簉磬，亦谓之灶。钟八聿，灶四堵，则磬数仅及钟鼓四分之一，是钟磬各为堵肆，而不相参合。据此以解小胥职文，亦正圆通无碍，盖谓“凡悬钟磬[各以]半[八枚]为堵，全[十六枚]为肆”也。[8]（P406-P407）

因此，邾公钟铭强调以正声雅乐以喜诸士，正是充分掌握了诗乐以情感人的特点。

再如，春秋晚期，齐鲍氏钟：

唯正月初吉丁亥，齐鲍氏孙□择其吉金自作和钟，卑鸣攸好，用享以孝于佁皇祖文考，用宴用喜，用乐嘉宾及我倗友，子子孙孙永保鼓之。[3]（P108）

此铭中，“用享以孝于以皇祖文考”属于娱神，而“用宴用喜用乐嘉宾及我朋友”则属于乐人。与前文所引青铜乐器铭文相比较，此铭娱神的基本内容及话语形式并无多大不同。而乐人方面，除了愉悦嘉宾外，此铭又涉及到愉悦朋友。这无疑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与了解周代诗乐以及宴飨活动的人员组成情况。“用喜用乐”与邾公钟一样，充分利用了诗乐以情动人的基本特点，以正声雅乐陶冶性情，协和人与人之间情感。

再如，楚之良臣余义钟：

得吉金镈铝以铸和钟，以追孝先祖，乐我父史，饮飤歌舞，孙孙用之，后民是语。[5]（P78-P79）

此铭乐人内容又有不同。“乐我父史，饮飤歌舞”，其乐人对象涉及到父辈与史官。宴飨活动中有史官参与，这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材料。《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一直苦于没有出土文献佐证，以致后世很多学者不大相信先秦时期有这种制度存在。而楚之良臣余义钟铭文或许是最好的证明了。另，以诗乐愉悦父辈，这是周代主流诗乐思想之表现，如孙遗者钟铭“阑阑和钟，用宴以喜，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子璋钟铭“自作和钟，用宴以喜，用乐父兄诸士”以及《小雅·鹿鸣》“以燕乐嘉宾之心”等。这也说明，周代山东地区的诗乐观，在诗乐功能的认识与实践操作中，与当时周代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

2.对诗乐娱神等方面功能之认识

娱神属于周代主流诗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前文所引材料已经多有涉及到此内容。周代山东地区在诗乐娱神认识方面，与当时整个社会主流诗乐思想保持完全一致。我们可以再看一些例证。例如，春秋晚期，邾公华钟：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玄镠赤，用铸厥和钟，以作其皇祖皇考曰：余毕恭畏忌，淑穆不坠于厥身，铸其和钟，以恤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慎为之听，元器其旧，哉公眉寿，邾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3]（P217）

此钟铭蕴含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这中间有诗乐中和审美思想的充分表露，包括对乐钟形制上色彩的和美以及自名“和钟”所表达的中和诗乐观。而“慎为之听”，更是在传世文献中得到充分映证，例如，《国语·周语下》载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室将铸造大钟，单穆公批评说：

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13]

显然，邾公华钟的“慎为之听”说的正与单穆公认识一致，强调的是诗乐之“听和”。

而在诗乐功能方面，此铭表述也十分具体明确。乐人方面，诸如“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涉及的乐人对象又包括大夫、士与庶子，这对研究周代宴飨制度十分重要。娱神方面，“皇祖皇考”都是神格化的先祖，这是周代诗乐所表达的孝享与祈福功能。此外，“淑穆不坠于其身”强调的是诗乐的修身与陶冶情性作用。“以恤其祭祀盟祀”强调的是诗乐的社会交际功能。“恤其祭祀”，实质也是娱神之表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国家最重要事情的祭祀，目的是通过愉悦神灵，祈求福佑。恤盟祀，这是周代，特别是春秋时期社会交际文化之反映。前文引邾公钟铭文中也有“恤盟祀”之文，这实际也是邾国政治文化之反映。邾国在春秋时期一度势力强盛，频繁参与诸侯间军事及结盟活动。而当时诸侯盟祀，必须有相应的诗乐活动。例如，《左传》文公三年：

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12]（P1840）

这是一次典型的盟会。其中宴飨中演奏《小雅·菁菁者莪》、《大雅·嘉乐》无疑是诗乐在盟祀活动中的充分表现。又如，《左传》文公十三年：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12]（P1853）

而盟祀时，如果所展示的诗乐不当，危害极大。如《左传》襄公十六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12]（P1963）

齐国大夫高厚，在与诸侯盟祀时真可谓“不恤盟祀”了，其歌诗不类，引起诸侯公愤。孔颖达《正义》曰：

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故云“齐有二心”。刘炫云：“歌诗不类，知有二心者，不服晋，故违其令；违其令，是有二心也。”[12]（P1963）

邾国在春秋时期，经常参与诸侯盟会，邾公华钟等青铜乐器铭文中特别将“恤盟祀”作为诗乐之重要功能，可见这是春秋时期诸侯盟会的真实写照。

叔夷编钟和叔夷编镈中娱神内容也是十分清晰的。例如：

夷用作铸其宝钟，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寿，灵命难老，丕显皇祖，其祚福元孙，其万福纯鲁，和穆而有事，俾若钟鼓外内剀辟，都前舍而朋剿毋或异类。[6]（P68）

此铭中，“夷用作铸其宝钟，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其娱神对象可谓遍及先公先王先妣先考了。又如，春秋时期，齐侯镈：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齐辟鲍叔之孙，跻仲之子纟令，作子仲姜宝镈，用祈侯氏永命，万年纟令保其身，用享孝于皇祖圣叔、皇妣圣姜，于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跻仲、皇母，用祈寿老毋死，保吾兄弟，用求考命、弥生，肃肃义政，保吾子姓，鲍叔有成老于齐邦，侯氏赐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与之民人都鄙，侯氏从告之曰：世万至于台孙子，勿或渝改，鲍子纟令曰：余弥心畏忌，余四事是以，余为大攻厄、大事、大徒、大宰，是以可事，子子孙孙永保用享。[14]

此镈清同治庚午（1870年）间出土于山西荣河县，为齐国铜器，之所以出土于山西，正如郭沫若所言，“盖因事故辇入于晋，亦犹《吴王夫差鉴》之出土于晋地也”。[8]（P446）其中，“用享用孝于皇祖圣叔皇妣圣姜，于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跻仲、皇母”属于典型娱神，娱神对象与叔夷编钟一样全面，但更加具体。

[参考文献]

[1]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第29册）[M].线装书局，2005.516.

[2]王清雷.山东地区两周编钟的初步研究[J].文物，2006，（12）：73.

[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4]谭德兴.从《诗经》与铜器铭文看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5）：76-82.

[5]谭德兴.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J].贵州大学学报，2009，（3）：47-53.

[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金文集成[M].济南：齐鲁书社，2007.

[7]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三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152.

[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8）[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9]谭德兴.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期的诗乐活动[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3）：373-379.

[10]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

[11]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8.88.

[1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9.

[14]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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