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教育报刊出版的历史考察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教育报刊的内迁以及在战时桂林创办的重要教育报刊——《广西教育通讯》的出版有其独特的出版业生态，抗战时期桂林教育报刊的文本内容及其历史价值从侧面呈现了抗战时期我国教育报刊出版事业的概貌。探讨这一时期教育报刊的出版对弘扬爱国思想、传播教育知识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关 键 词】抗战时期；教育报刊；出版；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郑振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广西师范学院。

抗战时期桂林城因文化名人荟萃、文化活动纷繁而被誉为“文化城”，桂林不仅是“文化城”，也是抗战时期的“出版城”。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出版事业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从战时新闻出版的历史概貌、中国共产党对桂林出版事业的领导、战时桂林新闻出版的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富于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上的研究，前人之备述矣。”[1]对于新闻出版史的研究，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1]。《广西教育通讯》是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报刊，通过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以点带面地呈现战时桂林新闻出版，更可进一步推进桂林新闻出版史的个案研究，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

一、抗战时期桂林报刊出版业生态

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印刷工业极为落后，据1943年《中国工业》统计，战前桂林市的印刷厂大大小小不过30家。抗战爆发前夕，桂林真正的印刷企事业只有10余家，而且规模小，技术落后，大多数为小手工业作坊[2]。资金总额不到30万元，其营业对象以机关学校为主，仅一家从事报纸印刷业务，两家排印桂林机关学校的公报讲义书版，其余的都是兼营文具纸张的文具印刷店，生产力极其低弱。战前全市印刷工人不足300人，多为两广籍，来自印刷业发达地区的江浙籍工人可谓绝无仅有。当时印刷工人的平均工资也低，每月充其量不足百元。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發，由于各方势力的介入，蒋介石与粤桂两派的军事对峙以妥协告终。随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改组省政府，并决定新政府于当年10月成立，省会由南宁迁回桂林。随着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回归，桂林的印刷业也再次兴盛起来。抗战爆发，受战争波及的沿海地区大批印刷厂被迫南迁，与这些先进印刷企业一起内迁桂林的还有大量掌握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印刷工人和管理者。而大批文化名人受新桂系开明政治的影响，纷纷内迁桂林，更为桂林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必备条件。

1941年底，共有上海科学印刷厂、汉口中国印书馆等50余家印刷厂迁桂，工人总数激增至800以上。从设备上来说，有最新式轮转机、全张米列机、三色平版机、五彩橡皮机、印钞凹板机、汤姆森铸字炉、三面刀切书机，各式铜模，各种字体及数理化公式符号、照相制版、汤金划线装订等，莫不应有尽有。到桂林沦陷前夕，根据当时的商业公会统计，大小印刷厂计达109家之多，可谓盛极一时。

二、《广西教育通讯》创刊的背景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为了抗战救亡，广西军政会议正式决定大办民团。1933年，李宗仁发表了《焦士抗战论》，认为中国“今日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日图存，便是投降卖国” “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抗战以图存”[3]。新桂系集团认为通过举办教育，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才能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时。同年，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开始在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因为教育报刊承载着传播教育知识、教育信息及其他各种信息的功能，因此，大量的教育刊物应运而生。《广西大学周刊》《广西教育研究》等教育刊物公开出版和发行，助推了当时桂林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研究国内外教育现状，指导广西的教育工作发展，时任教育厅厅长邱昌渭责成教育厅编审室编辑出版了《广西教育通讯》。该刊的办刊宗旨为“为使各地不易获阅书报杂志的读者，亦能领阅中央与地方高级长官对于教育的训示以及最近国内教育名家的精彩著作起见” “为省教育界同仁交互通讯讨论的公共园地”[4]。

1936年10月，作为智囊人物襄助模范省“新广西”建设，时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的邱昌渭亲自撰写了《广西教育通讯》的发刊词： “广西建设纲领第二十三条有‘根据政治经济军事之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之规定……如何循此方针，整齐步伐，努力贯彻？本省教育同工必须常相研讨，共求改进。本刊编出，此为首因。

本省地处边陲，经济文化向极落后。近年以来，上有贤明领袖之领导，下赖各级工作人员与民众之共同努力，使政治经济军事各部门建设，均有显著之实绩。至于文化方面教育设施，在‘政教合一’‘建教合一’‘文武合一’三大原则之下，活用教育制度，从事教导民众，培植社会建设人才，以适应政治经济军事各部门建设之需要。数年来赖我全省教育工作人员服从政府命令艰苦努力之结果，亦有相当成就。惟值兹伟大时代，抗战建国所课予教育者之任务，益重且大，本省教育同工应回顾过去披荆斩棘所开辟之大道，瞻望无限光明之前途，应更励精勤，坚毅前进，创造更美满之成绩，以贡献于全国教育界，顾本省教育同工如何乃能偿此督勉，则有赖于互相勤研，彼此督勉。问讯既便，取益自多。本刊编出，此为二因。”[5]

《广西教育通讯》是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一本重要的教育类刊物，为该刊写稿的有著名的教育思想家雷沛鸿，著名的教育家程今吾，中国幼儿教育的先驱者戴自俺、周仰歧等。从1939年创刊到1942年停刊，共出版30期，诸多教育大家和文化名人在刊物上进行鼓与呼，为“抗战救国”“教育救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抗战时期桂林教育报刊的文本内容及其历史价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大力推行国民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教育与文化》《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广西教育通讯》等教育报刊得以风行一时。抗战烽起，大批的教育专家内迁桂林，为战时桂林教育报刊的出版储备大量优秀的作者。由于这一大批优秀的作者，所以《广西教育通讯》等教育报刊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它们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涉猎教育的各个层次：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等。而对战时急需的战时教育、电化教育、政治教育等也多有论及：如《教师的精神总动员》《战时中学导师所负之使命》《抗战期中学校的几个问题》等。而对于一些理论性强的基础性的内容，也以“教育名著评介”“教育心理讲座”等专栏的形式予以刊载。时任广西省政府编辑室主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委员兼秘书的谢康就在《广西教育通讯》上先后发表了《法国名人论中国文化教育》《抗战时代我国大学教育改造之原则》《母性与教育》等文章。著名的儿童教育心理学家阮镜清则以讲座的形式，在刊物上就教育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笔谈：“所谓学习的基本，在老的教育心理上，便是本性这一问题。关于本性问题，从前的心理学家在教育上应用的时候，曾提出本能来，因着本能之发现生长与消灭而施教，所以詹姆士讲教育，就有‘打铁要趁热’的口号。不过现在我们对于本能问题已经发生许多怀疑了，因此对于本能的发现生长消灭与教育的关系即失其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儿童心理学之发达，我们已知道了儿童的行为是逐渐发展而成的，而发展的因素则不外成熟与学习二者，如果这二者的关系一明白，则所谓趁热打铁这一教育的原则，即失其价值了，因而更不必斤斤于探求什么本能的问题。”[6]幼儿教育专家周仰歧则撰写了《怎样指导小学生作文》《儿童班算术教学的两个据点》《国民教师最低限度的教学技术》，对战时学前教育问题做了答疑解惑。

《广西教育通讯》的出版发行，呈现了抗战时期桂林教育报刊出版业的盛况，这些教育报刊也从侧面回答了为什么在民国时期教育理念如此先进，教育人才辈出。《广西教育通讯》等教育报刊推进了西南地区的教化培育。《广西教育通讯》对先进的教育理论的推广和传播，对抗战时期各类教育发展的指导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教育救国、出版唤众的方式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凝聚民族士气、提振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广西教育通讯》等教育报刊记录了许多抗战时期的重大事件，是抗战报刊出版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四、结语

古往今来，社会的文化教育通常是从图书学习开始的。抗战时期桂林各类教育报刊的出版发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用最廉价的方法取得生产、生活常识和教育科学知识，为战时广西及西南地区民众的文化积累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储备更新做出了贡献。教育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广西教育通讯》等教育报刊以教育手段强民卫国的文化启蒙，促进了国防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宣传了民主进步思潮，弘扬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J].新闻大学，2007（03）：1-4.

[2]唐咸明.从政治地位变迁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图书出版业[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3）：80-83.

[3]崖远培，郭道明.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概说[J].河池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08-113.

[4]徐森.对《广西教育通讯》的解读与研究[J].新闻传播，2013（04）：189-190.

[5]邱昌渭.发刊词[J].广西教育通讯，1939，1（1）.

[6]阮镜清.成熟与学习（教育心理学讲座）[J].广西教育通讯，1940，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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