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都市叙事的审美内涵、价值维度及其他

摘要：沈从文初到北京时期，其对都市生活“生之苦闷”与“爱之苦闷”的表现，既是生之记录，也是对都市的怨恨之爱；其批判市民的自私势利和空虚庸俗，既是都市世相的写实、“自卑”的超越，也是其将北京视为文明与自由场域想象破灭后的反应。而在上海时期，他对都市叙事内容大大丰富，但其批判主要集中在欲望的泛滥与文明的异化上。之所以如此，是其在创作上对上海情色暧昧语境的“适应性”反应的结果，也是其创作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潮影響的结果。

关键词：沈从文；都市叙事；世相批判；文明忧虑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7）06-0169-06

与诸多现代作家相比，沈从文没有欧美游学的阅历，也没有扶箧东瀛的经验，而是由一个底层士兵成长为现代著名作家，这无疑是极富浪漫色彩的人生传奇。综观沈从文的人生传奇，很有意味的是其作为“乡下人”的人生蜕变，始终与都市相关联。都市不仅为沈从文的文学梦想与人生价值提供了实现的可能，他在都市中的遭际与体验，兴奋与困窘等也直接成为其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沈从文虽曾在北京、上海、武汉、青岛、昆明等城市间辗转，但北京与上海的经历与体验，则成就了他文学世界的“双城记”。但过去人们对其在北京与上海时期的都市叙事往往统而观之，其实两者不仅在作品表现中有所不同，而且也承载着沈从文独特的精神心理与审美意向的蜕变。为此，笔者试图对沈从文的都市叙事进行再度梳理，意图对其都市叙事的具体蜕变、内涵题旨与价值意向进行新的阐发与把握。

一

1923年，沈从文从偏于一隅的湘西凤凰来到既为皇城故都又是引领文化新潮的北京，面临的不仅是生活空间的陡然转换，更是全新精神心理场域的转换。这种转换，让沈从文极为不适，甚至困苦不堪。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老实人》《一天是这样过的》《棉鞋》《焕乎先生》《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重君》《一件心的罪孽》等作品中，沈从文就以“生之苦闷”与“爱之苦闷”为主体内容，尽情地宣泄着自我在都市境遇中的苦闷与愤懑，牢骚与忧愁。可以说，这是沈从文都市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表现与郁达夫“五四”时期的创作非常接近，但与郁达夫的放浪形骸、病态佯狂、名士风流不同，沈从文的上述创作更多的带有写实的成分，甚至可说是其1920年代在北京时期真切自然的“生之记录”。在这种“生之记录”中，表面看来，是其对都市的批判与否定，但也潜隐地混合了他对都市的“怨恨之爱”。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作品中的主人公将“生之苦闷”与“爱之苦闷”的直接原因归结为金钱的匮乏。个体在进入新的生存环境中，经济的紧张无疑是最大的问题，但若将“爱之苦闷”也归结为钱财的紧张的话，那是将“爱”视为金钱的附属物，是在怨恨都市之时又无意识地认同金钱至上的都市铁律。第二，主人公之所以苦闷，根本原因是未被现代都市接纳和认同。他们身处底层，穷困潦倒，或走上街头，在陌生人群中感受着都市的繁华；或极为自信，为自己在都市被人看低而愤懑不已。第三，主人公无论境遇如何，他们都钟情和留恋现代都市，从来未曾想到过离开。

沈从文不仅表现了初进都市者的困窘与辛酸，更有着他对都市世相与生活的批判。但因生活阅历与自我经验等缘由，他在此时更多的是对城市势利自私、庸俗谄媚的世风予以抨击，其笔锋所向也多停留在道德伦理领域。《棉鞋》中，“我”只因穿着一双破棉鞋而受到了图书馆管事先生、公园中各种游客、上司教育股长各色人等异样眼光的“轻蔑”。作品虽有着对我的穷苦的表现，但却对城市人虚伪势利的嘴脸给予了应有的讽刺。《第二个狒狒》中，“狒狒”是一个强壮有力的武人，却处处因自己能够为主子奔走而引以为荣四处炫耀，寥寥几笔，其谄媚虚荣的奴才嘴脸被刻画得一览无余。《一个晚会》中，某高校为了欢迎年轻的文学作者而精心准备了一个热闹盛大的晚会，但组织晚会的漂亮学生们却因文学青年的衣着褴褛、形容憔悴而拒绝让其“现身”。《老实人》中，老实人原本以为两个热爱自己文学的女青年会接受自我，却没料到她们因他衣着褴褛而退避三舍。以貌取人、势利庸俗的风气不仅在老一辈市民那里炽盛，在所谓新的市民——学生那里同样盛行。

与对都市这种势利谄媚、趋炎附势的世风批评相应的，是沈从文对都市市民空虚无聊、庸俗乏味、灰色可笑的讽刺。《菌子》《三贝先生的家训》中，底层公务员谨小慎微、苟且怯懦、庸俗琐屑的形象可谓跃然纸上。《晨》《岚生和岚生太太》则是以岚生和岚生太太为主人公的姊妹篇，前者写财政部书记员岚生为满足自己对新潮女郎隐秘的性臆想，而让太太卷发以充时髦，最终差点酿成悲剧的故事；后者则写岚生每天为满足内心隐秘的性念想而绕道墨水胡同，去欣赏“闺范女子中学”女学生“向侧面，三七分的，平剪的，卷鬓的，起螺旋形的”各式各样的发型以打发空虚无聊的生活。最终太太在其唆使纠缠下，剪短头发以做“女为悦己者容”。生活灰色而乏味，琐屑而无聊，毫无生机与活力可言。与岚生这种灰色琐屑、老气可笑的市民相比，《松子君》中的松子、《宋代表》中的宋代表、《蜜柑》中的学生无疑是富有生机、活泼伶俐的青年，但他们同样空虚堕落，或以新潮好学、时髦先进面目引领风气令人歆羡，实则不学无术腹中空空；或以革命激进、超凡脱俗形象示人，实则以追逐女性与人厮混为乐；或自诩机智敏锐、风流可爱，实则空虚无聊唇舌度日。与上述多围绕爱欲情事叙述不同，《崖下诗人》中各色人等在崖石上涂鸦则可说是时代蜕变中不同人物的心态的寓言式表现，他们或为时代潮流所抛弃而不甘落寞，从而借助诗歌寄寓无从摆脱的没落的遗老；或有着新式面孔却腹中空空、俗不可耐的新式学子；或为既想新潮时髦又想名士风流的沽名钓誉的俗人。他们各自在崖下题诗做画，上演时代蜕变中的“儒林外史”。

初到北京，沈从文遭遇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窘，这也成为人们解读他初到北京时期都市叙事的重要依据。显然，在上述困境中，沈从文并未沉沦与堕落，而是对都市势利环境与人情冷暖进行自我的抗争，去“超越自卑”[1]，在对抗性情绪中揭露都市的朽败与卑劣。现代都市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产物，它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结果，更是人类文明不断拓展与纵深的必然。但在发展进程中，其以金钱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本位意识造成强烈的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再加上青年沈从文涉世未深与单纯天真，面对都市生活的趋炎附势、唯利唯权、金钱至上、琐屑无聊、空虚灰色等人情世相，自然格外敏感与紧张，而其在湘西所濡染的朴素善良、大方淳厚等人性人情，其在湘西沅水流域那种新奇的流浪就成了他得以自持与依托的资源。而这也就是沈从文之所以能够以超越的眼光对上述种种庸俗可笑、无聊空虚予以讽刺与批判的根源。

当然，对上述各种世相进行讽刺与批判的审美表现，不仅仅止于沈从文，鲁迅、郁达夫、张天翼、叶圣陶等人都有过讽刺与批判，沈从文的表现也并不更为深刻与典型，但对于沈从文来说，却无不是他得以“超越自卑”的依托。但这些除了“超越自卑”的心理动机外，还有着沈从文在都市生活中对都市不堪与朽败的失望。沈从文常说自己是“乡下人”，但他进入都市的初衷并非是为了谋生，而是怀着丰富与充实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意向去做的，“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是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2]364。他去北京，是为了摆脱自己在湘西无明愚蒙的生存状态，是去“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2]377。但个人生存的紧张与寂寞让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窘，而古都北京的沉闷气氛，市民和学生的空虚灰色等，无不让他极为失望，在他先前的意念和想象中，北京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更是文明与理性的高地，自由与知识的所在，但现实所见所感，不仅让他的“北京想象”破灭，更加重了他的人生追求与理想价值的紧张。因此，他初到北京时，对都市种种世相与人生炎凉的表现，不能简单视为其自卑情绪的反拨，而是其追求知识与文明，寻求自由与价值的理想的受挫的表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心理，读者才可见到他在表现都市的灰色空虚、势利庸俗等与其表现自我“生之苦闷”与“爱之苦闷”的内在一致性。

二

1928年1月，沈从文从北京的“窄而霉斋”前往有着“十里洋场”“东方巴黎”著称的上海，开始了新的人生途程。这既与北京政治环境的恶劣、引发刊物和书局的南下有关，也与沈从文渴望改变人生、寻找新的机会有关。面对上海这一城市，沈从文有着他的新奇与兴奋，这里林立的书铺，众多的书局与杂志，数量庞大的读者群，让他的创作有着更多的面世机会，他的文学梦有着新的可能。他甚至认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3]。正因这样，一种较为开放且机遇众多的都市空间，让沈从文的创作也呈现出了新的特质。

沈从文曾说：“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4]“好感”确实很少发生，但其表现的生活的“面”却并非狭窄。综观沈从文1928年到1931年在上海时期的都市叙事，可以说涵括了都市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有都市革命浪潮与军阀混战的重大事件的侧面表现，如《大城市里的小事情》《除夕》《大小阮》等；有都市底层民众苦难坚硬与悲惨残酷生活的叙写，如《泥途》《建设》《腐烂》《夜的空间》等；有都市青年知识分子因生之压抑与爱之缺失的窘状的记录，如《不死日记》《冬的空间》《第十四夜》《善钟里的生活》《寄给某编辑先生》等；有各种市民虚荣淫佚、无聊空虚、庸俗卑劣的灰色生活的写真，如《来客》《有学问的人》《篁君日记》《某夫妇》《元宵》等；有都市上层堕落腐朽与荒唐虚伪行状的发露，如《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八骏图》等等。由此可见，沈从文对都市表现的领域比初到北京时期的视域要丰富得多，也要开阔得多。就其对都市的审美立场来看，也更为丰富，有世相批判，也有堕落发露；有文化危机的忧患，也有生命异化的焦虑。

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最具现代性气息的都市，其生活是传统失序与现代无据、世俗功利与欲望泛滥、洋派文明与封建朽败等混合杂糅的渊薮。沈从文与上海展开的对话中有着兴奋与快乐的一面，更有着烦恼与焦虑的一面，其情感与心理很难与上海亲和。上海空气中泛滥的金钱意识和无处不在的情欲暧昧，不仅让他“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育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3]63，也让向来肯定文学审美价值与艺术尊严的他极为反感。先前在北京，势利虚伪、空虚无聊的世相还在一种虚荣与含蓄的做派中展开，到了上海，则成了一种无所不及、无所不至的赤裸裸的恶劣情形。金钱中心、欲望泛滥，成了上海都市生活中最为基本的内容，也成了沈从文都市批判所指。但很有意味的是，与北京时期对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世相批判不同，沈从文上海时期对都市的批判主要聚焦于欲望喧嚣、本能蠢动之上。在这里，欲望的泛滥不仅冲垮了道德底线，更是将人性人情的真纯与可爱吞噬。人朝着动物堕落，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危机，而是生命本身的危机。《都市一妇人》中的女人为了霸占年青军官的爱情，竟然利用苗人的毒药将其眼睛弄瞎；《元宵》中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女在空虚之中竟然瞬间达到私会的密约；《长夏》中的“我”虽然生活困窘，但坐拥六姐与大姐的爱情，毫无顾忌地与她们缠绵欢娱；《或人的太太》中，或人的太太不仅不为婚外情感到自责，而且在两个男人的拥有中获得一种无所忌惮的悦乐；《绅士的太太》中的上层家庭中不仅充斥着欺骗、虚伪、自私，更有着毫无底线的偷情、乱伦、滥交，人性中自然健康、单纯朴素的东西荡然无存，生命被物欲与本能所驱使，走向了非人的“异化”。

对金钱崇拜、欲望泛滥的批判，是一般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主旨所在，但沈从文并未停留在社会现实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文明与人性、欲望与生命关联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进行了深入的审视，更传达了自我的忧虑。《有学问的人》中，天福原本想与妻子的女友上演一场暧昧，却因种种顾忌与考量，只能在迟滞与犹疑中偃旗息鼓。《八骏图》中，在海滨休假的八位教授，头顶着“学者、专家、名流”的徽章，或标榜清心寡欲，或大谈泛爱主义，或老成持重处处庄重，或郁郁寡欢时时谨慎他们内心深处却无不有着对爱欲本能的渴念，但要么出于名分与厉害的考虑而将其压抑，要么是在虐人与自虐中痛苦彷徨，要么在充满活力的女性面前涣然溃散，没有一丝自然的活力与生命的元气。《如蕤》中，围绕在如蕤周围的，也只是一些患有阉宦病的男人，他们谄媚的殷勤，可笑的浪漫，让她感到极为疲倦与厌烦，也让她见到了人性的僵硬与生命的机械：“的的确确，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里印出，个性特性是不易存在一切皆显得庸俗而又平凡，一切皆转成为商品形式。便是人类的恋爱，没有恋爱时的那分观念，有了恋爱时的那分打算，也正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5]337；《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也是一个特立独行、魅力十足的奇女子，在對爱情的渴望上与如蕤相近，但幸运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所心仪的对象。体面美丽的陈白，细心稳重的士平，忧郁敏感的周姓学生，都不是他所爱的男子，在他们身上她所感受到的是生命的畏葸，是道德的虚伪与柔情的矫揉。她所渴望的爱情是对平凡与习惯所形成的束缚的突破，是感觉的支配，是力量的征服与灵魂的震撼。最终她在短小精悍、简朴凌人的宗泽那里找到了爱情的对象和生命力量的震撼。因为在他那里，她没有感受到名分与道德的约束，也没有见到人性的矫揉与造作，更没有见到虚伪与自私，而是体验到了力量的征服与爱欲的自然纯真。

在上述作品中，沈从文对都市的批判不再停留在道德与世相层面，而是指向欲望泛滥、官能刺激对人的约束与控制，是文化的异化对人性造成的约束和压抑。而这些是都市物质欲望至上的整体生存环境所造成，也是文化在整体上对人的塑造的结果。沈从文认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意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6]在《凤子》中，他借人物之口，直接表达了对城市人的否定：“我以为城里人要礼节不要真实，要常识不要智慧，要婚姻不要爱情的。”[5]114沈从文对都市的批判也由个别而整体，由具体而抽象，认为“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的一切，无有不是”[7]。生命在道德与法律、利益与金钱、教育与理性所形成的压力中，变得畏葸怯懦，蝇营狗苟，不仅没有了焕然的活力，且日渐枯萎凋零。在《烛虚》中，沈从文进一步说道：“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2]14这种认识，虽说是在十年之后的昆明发出，但他的这种“抽象的抒情”中所传达的内涵无疑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形成。

三

从北京到上海，沈从文的都市叙事不仅在表现领域有着大的拓展，在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上也有着新的深入，由道德而生命，由恶俗世相的批判而文化异化的忧虑，其都市叙事呈现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态势。这其中也有几个“有意味”的现象值得深思：为何沈从文都市叙事中由世相批判转到生命异化的忧虑是在上海时期完成？为何他在上海时期的都市叙事日益向着爱欲聚焦？为何他一面在《绅士的太太》《或人的太太》等作品中对都市欲望泛滥予以揭露，一面又在《有学问的人》《八骏图》中对欲望的不得伸展与实现而进行批判？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沈从文的创作语境与其生存状况进行贴切的阐发与理解。

北京与上海，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但两个城市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北京带有中国传统城镇的意味，是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的“城市乡村化”[8]。在这里不仅都市景观缺少现代气息，社会价值维度依然是伦理中心。这种情形在老舍、萧乾、林海音等人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上海，是现代中国最为摩登的都市，其都市景观、生活風尚与价值理念都有着强烈的现代性，呈现出以“财色为中心”的价值取向[9]。这两大都市有着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村的巨大反差与典型对照。也就是在北京与上海，沈从文才真正体验到城乡在生活方式、情感心理与价值取向上的对立与冲突。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沈从文才会真正有一种深度的孤独意识与自我认知：“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育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的一部分生命的腐烂”[3]63-6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与体验，沈从文对都市的批判也就不会再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而是进一步深入到了文化与生命的深处。

沈从文由京入沪，并非是为了文化启蒙，也不是为了追求革命，而是为生计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而迁徙。因此，当他在上海文坛随波沉浮的时候，他没有也不可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现实介入，相反，他更多的是对上海语境中的审美风向持一种应有的屈就或者“适应性反应”[10]。在上海那种“财色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感官刺激的追求，身体消费的风行，让整个上海散发出一种放荡颓废、奢侈淫靡、暧昧浑浊的情色趣味。这种情色趣味不仅在各种地摊文学、时尚杂志、电影广告中盛行，更在各种商业竞卖、消费场所、文学创作中大量存在。“新感觉派”、张资平、叶灵凤如此，即使“左翼”文学家蒋光慈、茅盾等人也不忘爱欲与身体的书写。作为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作者，他在抵制“商业竞卖”与“玩票白相”的同时，也无法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予以某种屈就。也正是如此，爱欲的泛滥、文化造成的自然人性的萎缩与异化等也就成为了沈从文所要表现的中心。在《长夏》《诱——拒》《或人的太太》《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作品中，从底层知识分子到上层名流，从普通市民到社会精英，爱欲行状、身体本能等也就自然成了作品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这正如丹纳所说：“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11]面对上海这样一种以情色暧昧、感官刺激为基本取向的文学气候，作为卖文为生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适应性反应”。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让沈从文不得不关注人的爱欲与本能。但作为以建构自然人性小庙为文学目标的他而言，无疑对情欲放纵与官能刺激是持批判立场的。他在《绅士的太太》《或人的太太》《长夏》等作品中对那种近乎动物本能的放纵的爱欲进行批判，但很有意味的是，他又在《有学问的人》《八骏图》《薄寒》中对爱欲本能的压抑和自然人性的萎缩予以批判。这就形成了沈从文创作中看似矛盾的一面。其实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沈从文在爱欲认识上既受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受着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北京到上海，道德值域一直是沈从文文学表现的重要维度，在对爱欲的文学表现上也是如此。认为在道德节制下的爱欲，才有着其属人的社会性与诗性，于是他会对爱欲的放纵与泛滥持道德理性予以批判。同时，他又受新文化思潮特别是周作人、陆志苇、朱光潜、张东荪等人的影响，接触与阅读过柏格森、弗洛伊德、尼采等人的著作，有着精神分析学说、权力意志等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感知与认识。这种感知与认识让他对人性与生命力有着新的开放的认识。在《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等作品中，他从精神分析学说角度对名分、道德与知识对人的本能与生命的压抑予以批判。而在《如蕤》《薄寒》《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他又因受到尼采哲学影响，对围绕在如蕤、萝身边的那些柔弱、虚伪、缺少男子气的形象进行批判。二是与沈从文此时追求自然人性时对湘西的依托与借重有关。众所周知，沈从文的都市叙事是在其“湘西”乡村世界的比照下表现与存在的。沈从文面对都市的困窘与混乱，他一面批判，一面渴望建构。于是湘西世界也就成了他最主要、也最直接的资源。在《往事》《草绳》《更夫阿韩》《猎野猪的故事》等作品中，湘西人性人情中的淳真和谐、自然朴素是其宝贵的资源；而在《连长》《柏子》《雨后》《采蕨》《道师与道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山鬼》等作品中，湘西人身上的那种为爱无所顾忌、勇往直前的粗犷与率真，那种原始粗蛮而充满自然力量与蓬勃生命的元气，为他他所亲和与认同。由此，他会对上述一味追求官能刺激与本能宣泄的都市生活予以批判，对那些受名分道德、知识功利等原因而压抑自然人性的与生命元气的现象予以讥讽与鄙弃。三是沈从文此时的创作还是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就其都市叙事的表现来看，风格是多样的，内涵也极为复杂。他一面受传统的道德审美立场影响，一面可能受西方意识流或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一面可能受郁达夫、施蛰存、穆时英，甚至张资平、陶晶孙等人的影响，一面又受伍尔夫、劳伦斯、卢梭等人的影响；一面可能持朴素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一面又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由此可见，沈从文的都市叙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复杂多样、丰富多元的，但无论他遵循哪种创作方法，接受哪种审美思潮的影响，他的都市叙事中总有着态度的同一性，那就是“批判”。或许，这成就了他都市叙事的独特，也形成了他都市叙事的局限。

参考文献：

[1]罗成琰.沈从文构筑的都市世界[J].求索，1992（3）：93.

[2]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4）：317.

[5]沈从文全集（第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

[7]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0.

[9]周作人.上海气[J].语丝，1927（112）：30.

[10]龙永干.上海语境与沈从文1928—1931年文学创作的关联及其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3）：120.

[11]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79.

责任编辑：肖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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