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一种文化生活”：郭秉文时期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校园文化之形态及育人影响

摘要： 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之所以能够在十三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极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发挥出显著的育人影响，并培养出一大批卓越人才，与校长郭秉文着眼于育人、注重在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培育一种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他注重从营造优美中正的校园文化入手来陶冶和熏陶学生，注重基于重构学生生活方式来发展学生之健全人格和独立个性。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校园文化是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师生所创造的物质环境、精神产品和生活方式。以校园价值观为内核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基于师生合作的学生自治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郭秉文始终站在培育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理想公民、构筑崇尚研究高深学术的大学文化与精神氛围，以及大学引领与示范社会前行的高度来思考与定位校园文化在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办学实践中的地位。

关键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校园文化；学生生活；育人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4-0080-08

收稿日期：2015-02-04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大学校园文化之形态与功能研究：基于人才培养与大学发展的分析”（12YJC880041）。

一、“课外作业，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

1928年，舒新城主编的《中国新教育概况》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这本旨在“使一般教育者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实及现况”，“在内容上注重于各问题之代表著作，在形式上注重于文字之优美”[1]（凡例p1）的教育著作中，舒新城特别选择由陶知行、邓萃英、陈东原、庄泽宣等二十一位教育名家，通过分别撰写从教育思潮到学制改革，从幼稚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女子教育到留学教育等十四个专题，详细梳理了现代中国教育的成长脉络和发展历程，以期完整呈现当时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与存在问题。

殊为巧合的是，曾于1923至1924年短暂担任国立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可以自称为“东大人”的舒新城，选择由另一个特殊的“东大人”来执笔撰写“中国之高等教育”专题。当舒新城正不遗余力地以东南大学附中为平台在国内竭力倡导道尔顿制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东南大学人”作为校长已经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积极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四年之久。他就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学博士，1917年开始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1920至1925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被后世誉为“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

虽然当《中国新教育概况》正式出版时，郭秉文早已于三年前离任东南大学。但是由其执笔撰写的“中国之高等教育”却是1923年在东南大学校长任上时所作，收录于郭秉文同年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中[2]（p70）。大概与其1925年卸任东南大学校长有关，此后便鲜见其专门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字问世。因此，这篇系统论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沿革的文章不仅可以视为作为教育研究者的郭秉文阐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篇学术文字，同时也完全可以视作身为大学校长的郭秉文反观自己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的实践反思。

在这篇题为《中国之高等教育》的文章中，郭秉文分别从高等教育制度沿革、高等教育概况、外人经营之高等教育、女子高等教育、海外留学、学生之课外作业以及现在高等教育诸问题七个方面回顾与梳理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与今后亟待正视的问题。在面临究竟应该选择哪些基本方面来如实反映与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态构成与发展走向时，郭秉文并没有单纯痴迷于诸如大学管理体制、大学精神与理念等易于引起学者研究兴趣的“宏大理论”课题。相反，他却把目光投射到“学生之课外作业”这一通常易于被研究者认为缺乏理论深度的“边缘”与“非主流”课题上，并且使用了不小的篇幅来予以阐释。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会对“学生之课外作业”青睐有加，将其视为介绍“中国之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原因正是在于：“课外作业，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无论在学问上，艺术上，体育上，皆应与学校课程同一注意，教育家宜尽量发展而指导之。”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当时普遍重视“学生之课外作业”，所以“学校生活，亦呈现自由活泼之象。”[1]（p117）

如果将郭秉文之于“学生之课外作业”的偏爱置于其掌校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这种行为恰恰是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正是由于郭秉文在掌校伊始就注重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园积极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以实现作育人材和大学发展，因此才会在文章中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热情。那么，郭秉文心目中的“学生之课外作业”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呢？在《中国之高等教育》中，他将“学生之课外作业”分为学生自治、学艺组织、体育、社会服务和国事表示等五个方面逐一进行了讨论。其实这并非郭秉文首次专门述及“学生之课外作业”及其之于学生个体和高等学校发展的独特意义。早于1919年12月，他就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一文中疾呼“培养学生自动的精神”理应成为中国亟需重视的教育问题：

共和国之实际，在学校内注重共和精神之培养，如职教员间之协力办事，学生方面提倡自治，发展自动之机会，养成互助之精神。或以为学生在今日，已极自动之能事，无提倡之必要。要知学生当此久静始动之际，容有出轨之处，将来具有经验，自能就范。①

事实证明，这种积极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以养成“学生自动的精神”，从根本上着眼于育人的学生生活方式的设计与构想，在历经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数年的办学实践检验后，不仅一致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学校师生们所认同，而且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作为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继承者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办学面貌与精神境界。

1924年，上海《学生》杂志社曾经发起组织过一次针对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和广东五地十七所高等学校的校情调查，其中不乏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此次调查的一大特点就在于重点考察各校之学生生活和活动，进而对该校之整体特点做出评价。调查者在对东南大学学生生活进行评估后，给予东南大学高度评价：“校风淳朴质素，毫无嚣张气习”、“全校均富进取精神”、“全校均富合作精神”②。作为一所组建成立仅四年的国立大学，能够得到如此上佳的评语实属难能可贵。而如果离开了作为校长的郭秉文苦心孤诣地通过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来培植“学生自动的精神”，着实很难想象调查者仅仅根据东南大学学子的校园生活就能够得出上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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